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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活现象的美食家

作者: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东杰

2018-07-19 18:11:59 来源:阅读

王东杰(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19日《南方周末》)

谈一本书对自己学思历程的影响,乃是典型的“倒放电影”。读一部好书,当下即有触感,甚或震动,那是有的;但它会在此后产生何种效应,当时固不能知,事后也未必就很清楚。往往是人家有意识一问,这才有意识去想。可是这样的回顾,也同任何一种回顾一样,乃是建构而成,与其说是经历,莫如说是反省。同时,所谓“影响”,又有“说得出”与“说不出”两种。比如宫崎骏的电影,《龙猫》和《千与千寻》,皆是一流作品,但后者可以讲许多道理出来:命名、身份、认同、记忆……高超而深刻。《龙猫》却全无可讲。这并非它不好,相反,它是太好,珠圆玉润,没有什么理论可以破解。所以,有些书,像沈从文的《边城》,我上中学时候读到,三十年走不出它的气味,却也举不出什么具体表现,便无法说。我下面列的,都是“说得出”的。

虽说是倒放电影,却不妨顺看,按时间发生的先后讲。汪曾祺的《晚饭花集》是我高三时向一个朋友借的,一直在枕边,睡前读几页,陪我度过高考前的沉闷日子。第一次读这样的小说,没什么情节,非常新鲜,爱不释手,大概因气质投合之故。里面那篇《鸡毛》,使我第一次知道有一所“西南联合大学”,知道“联大的学生都很怪,‘正常’在联大不是一个褒词”,引导了我对大学生活最早的想象。十年后我选择大学作为博士论文主题,也许多少可以追溯到这次阅读。后来我找了很多汪曾祺的书看,到现在也还在看。我不是作家,也不在中文系,读汪曾祺,纯是爱好。不过我也逐渐意识到,他的作品也许为我们提示出一种儒家自由观念的可能。这观念不是政治抗议型的,而是日常的、情感的、风俗的、审美的。周作人那里也有近似取向。由此又想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自由”,其实大都属于这一类型。因而,对中国现代自由观念的研究,不应只有一个政治思想史的视角,也应更多地从生活史、心态史上体会。

大学三年级,因为写学年论文的缘故,我精读了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从专业角度看,我试图从里面学到历史研究的基本技巧:如何从一大堆分散史料里分辨出一个连贯性的主题,又出之以晓畅优雅的文笔,把叙事、分析、阐释结合到一处。自然,当初这都还只是模糊感受,我并未清楚意识到余先生著作最吸引我的素质是什么,但这本书第一次给我一个值得仿效的范本——即便身不能至,亦可心向往之(此前我也曾读过陈寅恪先生的两本《金明馆丛稿》,不过大都懵懵懂懂,虽常为其灵思慧感所动,时不时觉到眼前一亮,但无论是他的研究主题还是表述方式,那时对我都有不少隔阂)。《士与中国文化》提供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道统、政统、群体自觉等,对我来说,至今仍是认知中国士人历史的有效路标。而它所揭示的传统,和周作人、汪曾祺所体现的传统,一个刚健,一个柔韧,性格似乎完全不同,合观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中国的知识人树起一个亲切的型范。

大约同时,我也读到林毓生先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他在这本文化评论集里强调人文研究的取径是“具体而特殊”,给我带来一个和社会科学不同的思维方向。不过,对于个人来说,这本书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它解开了我的一个心结:我是中人偏下之资,记性不佳,反应迟钝,读书必得一字一句,绝不能一目十行;课堂讨论时,看到别的同学迅速组织见解,侃侃而谈,头头是道,我却只有一些片段感言,无法连缀成章,艳羡之余,不免自疑是否是块做学问的材料。林先生借助哈耶克的思想,告诉我们学者实有不同类型,其中也有“头脑糊涂”的,而他自己更提倡一种“比慢精神”,使我意识到“只知一件大事”的“刺猬”通过精思熟虑,亦有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可能,未必一定不如聪明博学的“狐狸”。这激励我省察自身的优长和短处,以期明了什么是我能做的,什么样的题目我做不了。当然,认识自己是桩苦差,至今没有到头,但让我清楚意识到,治学也是自治,探索自我和探索世界,乃同一事业交互养成的两面,用今日流行的话说,都是“修行”。

通过林先生这本书,我意识到知识论、自由主义和政治伦理之间的关系。以之为机缘,我接触到哈耶克、卡尔·波普尔、以赛亚·伯林的著作。波普尔两卷本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我第一次从头至尾读完一部英文专书。他对零敲碎打的改革和整体性革命的区分,为我后来理解20世纪的中国史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坐标。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堆英文旧书中淘到一册伯林的《历史的必然性》。那时正值国有企业工人大批下岗,有人认为这是社会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伯林这本小册子却告诉我,“历史的必然性”只是规避道德责任的借口,而非历史的内在属性。我被他说服,将这个术语从我自己的研究指南中删除,而且更自觉地试图从具体的人与其所在具体环境的互动中去理解历史的嬗变。这当然不意味着人可以决定历史的面貌,可没有人的参与,历史绝不能自转。

但究竟怎样去研究“人”的历史,我还不清楚,直到看过罗志田师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增订本改题《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才有了一个范本。这本书第一次使我目睹作者和传主把手比肩的境界:作者仿若胡适最好的朋友,心细如发,体贴入微,每于其不经意的言动间,见出胡适之为胡适的特质。书中不无意味深长的细节,令人物活泼泼现形在纸上,却又绝非没有意义的琐屑;处处紧贴传主,又时时不忘关照着他所在的群体和时代,让人知道胡适和时势怎样互造;运笔融叙事与分析于一气,转换得不着痕迹,全不雇佣理论家敲锣打鼓,而自有力度和韧度。罗老师提出,人物所在的语境不是只需草草一笔即可掠过的背景资料,它本身就应是史学研究的对象。只有在细密重建语境的基础上,人的感思言动才可能得到最贴切的理解。如何通过写一个人而写出整个时代?我以为这是最简要的一个说明。

把人和历史牵连起来的,除了时代,还有社会和文化。《再造文明之梦》给予我的另一个提示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中去理解近代的中西文化撞击。我现在还记得,罗老师在书里引用《礼记》“有来学无往教”的话,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不鼓励“好为人师”,这也成为对外交往的准则,正和基督教文化热衷于改变对方思维方式的取向形成鲜明对照。这只有几句话,并未大事渲染,可是,胸中没有储下五千年历史的丘壑,是不敢说,也说不出的。我跟朱维铮师读硕士时,也曾在老师敦促下,囫囵吞枣地翻过不少古书,而这次阅读经验使我进一步意识到,要搞懂20世纪的中国,绝不能只盯着这一百多年。

这都是三十岁以前的事,最近的也已过去了二十年。我不像也不想像康有为自诩的那样,三十之后就一成不变。实际是,随着阅读、身历和思考经验的扩充,一个人的学术面貌可以不断改易,不过,也的确有一些格局,早年就确立下来。回头来想,此处所言多少是机缘凑泊,然而把过往的足印串在一起,似乎也并非全是偶然。我受到的影响,都回应着我关注的主题,包括专业技术在内,总和人有关:人的尊严、自由和他在历史中的位置。而这些又都不是抽象的、标准的,总是透过时代和文化体现出来,表现为具体而特殊的生活。记得汪曾祺在一篇小说里自称是“生活现象的美食家”。我很喜欢这个词,而且觉得这正是人文研究的使命所在——做好一个历史学者,就是做好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当然,在理想状态下,谁人又不是一个“生活的美食家”呢?然而这也就对了,结论是(套用一句成辞):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史学工作者当然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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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 柯珂 责任编辑: 刘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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