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5月29日
南方周末
2008-07-03 07:21:55 来源:南方周末
No.1对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谈虎色变”
《北京日报》,6月23日,作者:石仲泉
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最根本的是如邓小平说的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个层面的改革,二十多年来某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就是要触动权力和利益,即如何制衡权力和如何公平利益。目前的问题,一是高度集中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监督和制衡,官员的腐败既猖獗又在不断披上“合法”外衣;二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的分配极不均衡,造成穷富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先富没能像预期的那样很好地带动后富,社会的不公平比过去更加凸显。这样,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为要害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一要分权,二要分利。怎样分?
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将市场经济这种属于资源配置的手段和方法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剥离出来,让其为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妨学习邓小平的大智大勇,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加以剥离,区分哪些是属于资本主义特质属性的东西,哪些是属于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性的文明成果,加以扬弃。
【推荐理由】言简意赅,直指问题核心:一是分权,二是分利。难得的是作者把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引入政改领域,这样的思考类比简单明了,一目了然。至少在论述路径上让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叙述方式让大多数人都能接受。
No.2政府应当放弃权威鉴定权
《信息时报》,6月30日,作者:乐毅
对于这次华南虎事件,我以为最直接的一个教训就是:行政机构应该放弃或部分放弃对科学事务的鉴定权。
1989年,美国的庞德和英国的弗莱施曼低温(室温)核聚变骗局,揭开骗局是由欧美科学界本身主导的。中间就没有政府进行权威鉴定这一说。如果我们认为只有行政机构才能给出权威鉴定,那我们其实就是在制造一种绝对权力。我们将难以避免行政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操弄他们对权威专家的选择权。譬如在“周老虎”第一次鉴定中,鉴定专家中居然就没有一个猫科动物专家。而且鉴定结果一旦出错,行政机构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性,往往也很难认错。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觉得只有行政机构才能给出权威鉴定结果的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方式,并不全存在于政府一方,中国公众多数也是这么认为的。整个中国社会由于一贯被抱大而形成的对全能政府的依赖惯性,也是需要反思的。
华南虎事件在今时今日,中国社会应该意识到,现代社会某种角度上说就是一个专业社会。“权威”的声音不能光由行政机构一家垄断,它们应该由各个专业系统的独立机构发出。这样整个社会的运转才会更高效,信任度也更高。
【推荐理由】说得好,政府全知全能,永远正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问题是,政府愿意把这样的最终裁决权交给民间吗?尤其是,当某些官员成为造假者,或者造假者的后台的时候。更为重要的是,民间调查的权威性是建立在民间力量的高度组织化基础上的,这在目前的中国实现起来依然非常难。
No.3“千金散尽”不要急于超英赶美
《中国青年报》,6月28日,作者:杨于泽
盖茨与中国富豪存在“道德高差”,这种“道德高差”,不如说是中国和美国的“发展高差”。美国1776年建国之前,早已确立私有财产权,两三百年来,社会财富一直在积累中。富人受到良好教育,有足够时间来思考财富、人生、权利、责任这样一些题目,在认识、观念、道德上不断达到新高。而中国人拥有私人财富,不过是改革开放之后,迄今只有短短30年。富豪在中国号为“巨富”,但与美国富豪比,则是“小巫见大巫”,还来不及接受良好教育,来不及作美国富豪似的思考。
盖茨虽是巨富,但在美国也是“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盖茨把钱从微软抽出来,付诸慈善事业,丝毫无损于美国的生产。而中国呢,看起来“生产过剩”,实则百业待举,需要大量投资。
中美国情不同,使得两国富豪的使命很不一样。慈善是盖茨回馈社会的最佳方法,而中国富豪可以回馈社会的,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是投资、生产、服务和盈利。要中国富豪用30年时间,跨越美国富豪300年达到的高度,就有点唯心主义,有点像道德上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推荐理由】比尔·盖茨“裸捐”当然是佳话,启迪我们重新思索生活的意义,思索财富的价值,重新认识对子女的真爱,当然也会考量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等等。本文作者在一片赞扬声中,坚持独立思考,想到了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国情”。中国有五千年贫富两极分化现实与“均贫富”梦想相反相成的传统,而现代民营企业还在发育成长的初级阶段,全社会尊重个人产权的意识远未牢固树立,在这种环境中,急于要中国的企业家“攀比”盖茨,确有道德“大跃进”之嫌。不知这算不算对“民粹主义”或“均平”主义的警惕?
我要打分:
5/5 (共1票)
0
liuhaiyan评论于56天前
请问一周高论的编辑,为什么去年改版的时候加这个板块啊?请问你们的用意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