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见地：“不明真相的民众”为何还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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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见地】

7月15日，瓮安县新任县长谢晓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他们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走村串户宣讲“6·28事件”真相。为此，机关干部被要求分片包干。目前宣传覆盖面基本达到100%，有的地方甚至讲过两、三遍，“使得有的同志都有点烦了”。

那么，真相宣传的效果如何呢？在事情已经过去近20天，贵州多家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之后，我遇到的朋友们仍会问我，“真相是什么？”

真相明明已经披露了，但人们却依然无法释怀。“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何至今倾向于认为，真相不会轻易得到呢？这是因为，事后的努力往往因为迟到而事倍功半。

在少女李淑芬溺水后的前六天里，不要说去澄清，瓮安党政部门甚至没人留心，甚或有意忽略了那些四起的传言。事发之初，由于缺乏官方披露，信息严重失衡，“不明真相的群众”能接触到的只能是大行其道的传言，它们掌握了先期的话语权。到最后，即使传言的关键情节——当事人中有副县长的子女、公安局的亲戚；死者叔叔也被打死等等——都被一一证伪，但反而是这些证伪受到了更多质疑。

而事后，在官方的廓清中，“一小撮”、“不明真相”等词语再次大行其道。发布者没有注意到，这套语言形式在多年的实践中早已失去了信任感。而一个现代法治社会里，“相信”并不是公民的义务，他们有质疑的权利。亡羊补牢不但费力，更需要技巧。

瓮安事件让我想起伊索寓言那一则“狼来了”。这个寓言何尝讲的不是信息传播。寓言里，伊索曾总结说，在一些时候，即使说了真话也很难让人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