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5月29日
南方周末
2008-08-06 16:27:53 来源:南方周末
□云边居士杂谈
观堂先生曾有言:“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自序二》,《静安文集续编》)这段话大约写于1906年,那年先生才30岁。这种哲学意义上可爱与可信之间的冲突,使得这位近代中国学术的筚路蓝缕之人,开辟中国美学之路,成绩斐然,同时也给这位巨子埋下了日后自杀的种子。
在可爱中留守觉得虚无,在可信中坚持却无趣,古今中外,实有不少人因为这可爱与可信的冲突而弃世。这种来自生命本源的自我冲突,便是美国门林格尔自杀心理学上所谓的“人对抗自己”。
然而,人毕竟各各不同,人对世界的看法也各各相异。有奥赛罗的爱情,也有唐·吉诃德的爱情;有萨特之存在主义,也有加缪之存在主义;有王国维、海子之死,却也有普希金之死、莱蒙托夫之死。将可爱与可信熔铸于一炉,给生活提供可能,给生活提供基础,这是现代人的一大要事,也是一大难题。
我依然拿诗来说事。观堂先生对自己填词的成就十分自负,他说:“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此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阙,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以观堂先生向来之谦逊,这段话,表明先生在词艺境界上直是自比李煜、苏东坡等第一流大词人无疑,但先生的性格以及他身处的那个时代,决定了他的词与李煜、苏东坡这些第一流大词人差别很大,先生的自负是有问题的。
综观《人间词》104首词,再加《观堂集林》中3首、《观堂外集》8首,共115首词,以我浅见,观堂先生在词艺方面多有超越前人处,而在诗心的超越性与宏阔及其与沉郁之结合方面,却远不如李煜、苏东坡的境界。作为词的灵魂,诗心之境界若有限,词艺再高,也枉然。也许我这样评价一位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诗人是狂妄之举,但这至少是我现在的认识水平,贻笑方家也认。
不以词艺论,仅以诗心言——诗词歌赋只是体裁之异,大家巨擘手里,都可表达其诗心。苏东坡17岁那年写给他弟弟那首《与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是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哪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
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曾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
钱锺书先生曾说苏东坡的诗有“好尽”之弊,这首诗便颇符合这一批评。故后人实际上大都只记得前四句。前四句已经将这首诗要表达的意境完整且留芳地表达了,后四句确有蛇足之嫌。正如史家唐德刚批评孙中山五权宪法时所说,“三权已足,五权不够”。但不管这首诗的诗艺如何,至少,苏东坡在此表达的诗心,可谓千古一人,其意境之高远、浩瀚与宏阔、磅礴,几乎可说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而这样的诗心在观堂先生的词里,是找不到的。
同样,要从观堂先生的115首词中,找出明媚豪放的句子几乎也不可能,即便有春闲之句,也无放眼山海的明光。大部分是婉约词,以词明志、言哲者不在少数,但其风格即使有豪放,也是沉郁的豪放(如“青玉案”之“姑苏台上乌啼曙”、“浣溪沙”之“山寺微茫背夕曛”),尤其缺乏旷达潇洒的词作,至于像李煜那种特殊身份落差导致“春花秋月何时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类的千古绝唱,更是观堂先生不可能有的。
观堂先生那里,其主调是表达“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采桑子”之“高城鼓动兰釭灺”)的个体人生处境,这是汉魏六朝诗的通常主题;偶及“客中行乐只寻常”(“浣溪沙”之“路转峰回出画塘”)的悠闲散淡,和“清溪转处柳荫底,当窗人画眉”(“阮郎归”之“女贞花白草迷离”)的耳鬓情浓之句;另一个重要主题则是人与社会之间“人天相对作愁颜”(“浣溪沙”之“昨夜新看北固山”)的无奈、“依旧人间,一梦钧天只惘然”(“减字木兰花”之“皋兰被径”)的怅惘。
如果用天气作比喻,观堂先生的词,主调是阴天或者晚上,刮风下雨寻常事,偶尔有月未必明;苏东坡的诗词,则是阳光明媚,长风万里,有春髎潇潇,却也挽长袖而高歌,烽火台上把酒临风……苏东坡这种“鸿飞哪复计东西”的潇洒,是观堂先生身上不存在的。观堂先生的性格沉郁、内向、木讷,相应地,他的词精巧、细腻而工整,却难有“长江东去”之豪情,也没有“西北望,射天狼”之血性勇迈。
从观堂先生的词作里,便可见出其对“可信”之严肃与执著,对“可爱”之向往与留恋。其最根本处,则落在对“可信”的追求,最终“可爱”因之而凋零。
反观苏东坡,他的运气还算好,生在有不杀文臣祖训的北宋,一生颠沛流离,然闲心不改,于是“居有竹”、“日啖荔枝三百颗”,悠然南山。不然,以老苏之“一肚子不合时宜”,若在明代,一百个脑袋也砍了!苏东坡没有总结出可信、可爱之类的哲理,但他的一生行止,告诉人们,他已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苏东坡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所谓“入世修行”者便是;以“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之道,践履对苍生社稷的责任;以“人间俯仰成今古,流泽自无穷”的自信与旷达,颠沛于穷风恶境。正如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的:“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自古文如其人,从一个人的诗章中可以窥见其可爱与可信。个性与社会、国运与时代,造就了王国维先生“可爱与可信”鱼死网破的千秋一哭;而同样是个性与社会、国运与时代,成就了苏东坡“可爱与可信”交相辉映的万古长歌。
世无定法,惟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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