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9日
南方周末
刑法修改背后的不同声音
发自北京 2008-09-03 22:29:28 来源:南方周末
■关注刑法修改
■编者按：
这一次刑法的修正草案得到了众多的支持与叫好，但每项草案背后亦有不同意见与反对声音。它们其实与支持的声音一样重要，共同推动着法律的进步与完善。在这一次的刑法修改中，这些声音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倾听与表达，这正是中国立法者日趋成熟、立法走向民主化的表现。
刑法的第七个修正案草案正在经历中国立法者们的激烈争论。上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对《刑法修正案（七）（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此次刑法修正案草案中，诸如传销犯罪首度列入刑法，以内幕交易罪锁定“老鼠仓”，将受贿罪主体扩大，把官员的“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都纳到刑法的调整范围中等修改皆引人瞩目。但作为初次审议的修正案草案，争论亦在所难免，反对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与倾听。
从立法博弈层面看，这亦是中国立法者们日趋成熟的表现。
绑架罪减刑，有人反对
现在的绑架手段也更多，甚至在国外实施绑架，在国内交钱。而且在国外一旦发生绑架，所有媒体都会滚动播出、炒作，非常影响国家形象。虽然没有致人死亡，但像这样恶劣的行为，不判死刑成吗？
比如关于绑架罪，现有刑法规定中，绑架罪起刑很重，一起刑便是十年。而新的修正案中提出“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公安部此前提出，现在的绑架活动已和许多年前大不相同：此前绑架者多是亡命之徒，手段也很残忍，但现在很多只是为了钱财，一般也不会“撕票”或虐待。若刑罚还按现有规定，显得过重了。最高检也提出了类似意见，建议把刑期降低一档，比如三年。新的刑法修正案草案接受了上述建议。
但这也遭到了诸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反对。
任茂东委员说，绑架案突然减轻处罚，在社会上会引起误解，“有的新闻媒体就可能出‘绑架罪可以从轻处罚’的报道”。任说，绑架罪危及公民人身安全，通常是严惩的，他建议，暂不修改。符桂花委员和倪岳峰委员亦不赞成绑架减刑。
而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白景富委员认为，当前绑架犯罪比较严重，“在有的地区甚至影响到了有些外商、港商、台商纷纷迁走”。他提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应）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白景富说，“现在的绑架手段也更多，甚至在国外实施绑架，在国内交钱。而且在国外一旦发生绑架，所有媒体都会滚动播出、炒作，非常影响国家形象。虽然没有致人死亡，但像这样恶劣的行为，不判死刑成吗？”
白景富同时提出，安全生产罪和交通肇事罪是同样的量刑标准——三到七年。“过去死一两个人判三到七年还行，现在动辄死上百人，还判三到七年，这怎么行？”白说，“甚至有的关到监狱以后，因为犯罪人有钱，没关几天就保外执行，即使被关也还享受特殊待遇，这怎么能制止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
初次逃税，罚还是不罚
一些委员有另外的看法：不要简单地规定，“（对初次逃税）不予以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可能会产生事先故意偷税，但事后通过补交来逃避刑事处罚的情形
一些出发点良好的修改条款在一些委员们看来则另有漏洞，比如关于偷税罪的修改。草案对偷税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调整。对属于初犯，积极补缴税款和滞纳金，且接受行政处罚的，可不追究刑事责任。
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全国法工委相关人士说，“过去我们都说偷税，如果不给国家交税就如同偷国家的税一样，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博弈，这是逃避公民纳税义务的行为，而并不是到国库里去偷，这一点我们要逐渐改变大家所认为的概念。”
该人士说，“所以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新的思路，就是逃税行为出现以后，积极补交税款、交纳滞纳金、接受行政处罚的就可以不接受刑事处罚了。”
但一些委员有另外的看法。“不要简单地规定，‘不予以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可能会产生事先故意偷税，但事后通过补交来逃避刑事处罚的情形。”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鲍绍坤说。
侯建国委员甚至担心，一些纳税数额巨大的企业“他可能都会试一下，总有一次机会补缴，查到了我就补缴”。
鲍绍坤说，刑法第13条规定，对于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法处罚，只有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才不认为是犯罪。“所以，对于事先偷税行为，依法构成犯罪的，即使是事后有补缴行为，依法也只能免除刑事处罚，而不能简单地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
邓秀新委员另外建议说，第一次逃税税务机关追缴了，不作处罚，“如果监控系统不严的话，容易造成后门，建议在追缴以后，可以不作刑事处罚，但应该有所记录，而且这一记录要在媒体予以公布。”
此次草案中的一个新增修改，即在侵犯公民权利罪，新增了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等，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
李重庵委员说，该条款只是提到了工作人员，没有提到单位犯罪或者单位责任，而行为就是单位行为，比如电信公司。“还有虽然是个人行为，但是受害者指不出来是单位中的哪个人，只知道是这个单位，怎么追究？希望把这两个漏洞堵住。”
盗用、伪造军车号牌是否量刑过轻
盗窃、伪造、非法使用军车号牌的行为，不仅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造成政治上的严重损失。因此有部分委员要求对此罪加重处罚。
一项有关军队形象的修改条款是争论重点。新增加的对“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制服、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的”犯罪行为的规定，被众多常委会委员认为处罚稍轻。现有修正案草案中，规定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朱启委员就认为，“在量刑上还是有点轻，建议改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朱启委员说，北京军区驻区覆盖的五个省市，驻军多、首脑机关多，盗用、伪造军车号牌的情况比较突出。从2006年7月起，相关部门多次打击，成绩显著。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姜吉初亦有相同的意见。姜说，从四总部有关部门和全军各战区反映的情况来看，2004式新军车号牌换发以来，全军和武警部队有四千多副军车号牌被盗窃。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仅此一项，每年偷逃各种税费达十个亿。
姜说，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盗窃和伪造的军车号牌进行杀人、抢劫、走私、贩毒、诈骗等犯罪活动。而由于缺乏法律支撑，“在调查和处理中困难比较多，造成打击不力。”姜吉初委员此前为总政治部原主任助理。
提议增加量刑的亦有原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委员，他指出，现在盗窃、伪造、非法使用军车号牌的行为，不仅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造成政治上的严重损失，损害了军队的形象，特别是安全上产生严重的隐患。
而公安部原常务副部长白景富委员说，上述问题不但是军车存在，警车也存在，地方党政机关也存在，情节严重的，都应该构成犯罪。“而且有的还有代销点，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聂文权则提到，现在号牌复杂，“一部分是官员使用军队号牌的情况比较多，这种情况怎么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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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傅剑锋 网络编辑: 老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