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皇帝，还是当终身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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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13年10月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到1914年5月1日袁记约法公布，袁世凯完成了总统独裁体制，中华民国的共和体制已经名存实亡。除了一些毫无权力的咨询机构，袁世凯实际上已经与皇帝无异。他为什么还不满足呢？是虚荣心作怪,还是为了确保子孙的权力继承？如果说袁世凯只是为了个人的野心，那么大好人杨度为什么也要袁世凯称帝？事情恐怕有它自己的道理和逻辑

杨度在前清是个君主立宪派人士，后来加入了共产党，他同孙中山的关系也不错，但在1915年时，他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积极为袁世凯谋划称帝，是个帝制派。杨度的表现在中国政界也算是个异数，但说到底还是个书呆子的缘故吧？

梁启超在前清是君主立宪派的领袖，他的名言是“开明专制”，他为在中国实现开明专制奋斗了大半生，对袁世凯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但结果却一直没有着落。在袁世凯准备称帝的时候，他坚决反对帝制，甚至不惜与袁世凯决裂，策动了护国战争，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

我们以往把袁世凯称帝简单地归结为他的政治野心，其实野心固然是有的，但野心也要有形势的驱动，利害的权衡。那么，在1914到1915年间，杨度和梁启超为袁世凯谋划国家体制的理由是什么呢？当终身总统就能得善果吗？

袁世凯走向独裁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权臣篡位的传统。据传，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袁世凯重新出山之前，也曾考虑过自己称帝的问题，但毕竟他羽毛不丰，未敢贸然从事。最后，以逼清帝退位，出任共和国总统的方式，掌握国家大权。从实质上说，袁世凯乃是借着辛亥革命的冲击力，达成了权臣篡位的结果。

当然，一时间袁世凯的权力没有巩固，他也需要梁启超一派做他政治上的盟友，来对付孙中山一派的革命党人。毕竟，他是由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产生的临时总统，他需要用欺骗和暴力的两手来对付革命党人，以便逐步巩固他的权力。因此，在清帝退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袁世凯一直信誓旦旦，效忠共和。例如，在清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天，即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即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全国统一的民国政府在北京成立后，南方革命党中的激进派，一直在揭发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图谋。为此，袁世凯多次予以澄清，例如他于1912年6月24日发表公开电，声明说，他从小就羡慕上古天下为公的风气，认为共和的好办法，是和古训一样的。他自己原来是想退休回老家的，只是因为国民的委托，才担任这样的重任。所以，“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他认为外界怀疑他正在效法拿破仑图谋称帝，一半是出于误解，一半是出于故意的毁谤。

1912年8月，孙中山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时，有记者问到袁世凯是否有帝制自为的野心时，孙中山的回答很肯定，主要意思就是不可能。他认为，袁世凯如果要称帝，不是说他想称帝就能称帝的，要有国民心理来决定，就是说要有国民的拥护。拿破仑称帝就是国民拥护的结果。再者，就是袁世凯的权威性不够。袁世凯已经宣誓效忠共和，他如果称帝，就是背信，他还能有威信吗？而且，他除非能建立强大的武功，不仅战胜全国，而且战胜外国，才能树立他的权威，而这是他做不到的。现在，许多地方都不服从他的命令，他要称帝对他有什么好处？孙中山的分析很有道理，后来袁世凯称帝失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分析。不过，孙中山当时还是忽视了袁世凯在没有国民拥护的前提下也会利令智昏。

尽管袁世凯信誓旦旦效忠宪法，但民初实施《临时约法》的结果，政局纷扰十分严重。虽然宋教仁和国民党方面一直在坚持《临时约法》的原则，但袁世凯方面以及共和党方面也一直在批评《临时约法》，束缚总统行政权力，影响行政效率，谋求修改宪法，向强化总统权力的方向发展。在1913年正式国会开幕之前，各派纷纷发表自己的宪法主张，梁启超发表了《宪法之三大精神》一文，强调国权与民权调和，实际上重申了开明专制的主张。也就是要建立总统独裁体制，让共和制名存实亡。

袁世凯政府收买上海流氓暗杀了宋教仁之后，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在镇压二次革命的过程中，北洋军队抵达了长江流域，控制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其他各省也在镇压了革命势力之后，宣布效忠袁世凯。袁世凯的权力大大强化了。袁世凯在击败了他的头号敌人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之后，一次又一次地控诉《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控诉共和政治变成了所谓的“暴民政治”，在梁启超一派进步党人（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而来）的支持下，一步步地强化独裁的政治体制。

镇压二次革命胜利之后，袁世凯开始骄狂起来，越来越趋向于独揽权力。结果，他的统治基础却日益萎缩了。1913年10月，袁世凯强迫国会先行选举他当上了正式大总统。11月，又宣布取缔国民党，无论参加还是没有参加二次革命的国民党议员，都被取消资格。这样一来，由于国会达不到开会的法定人数，等于解散了国会。袁世凯摆脱了国会这个累赘，进步党人也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存身之地。梁启超和进步党作为袁世凯对付革命党的同盟军，开始感到被冷落。而所谓制定宪法，也从此停摆。12月，袁世凯召集政治会议作为总统的咨询机构。根据政治会议决议，于1914年1月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这个解散国会的命令，由国务总理熊希龄副署生效。熊是进步党员，1913年7月由袁世凯任命，组成了所谓的人才内阁。国会解散，这个人才内阁也就被袁世凯一脚踢开，梁启超一派落入了兔死狐悲的境地，为以后发动护国运动落下了伏笔。但他们对袁世凯仍然抱有希望。3月，袁世凯又召开约法会议，60名议员实际上由袁世凯遴选，制定了《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规定，总统“总揽统治权”，“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总统“对于国民全体负责”，也就是不对任何民意机关负责。建立起总统独裁体制。袁记约法规定成立参政会，作为总统的咨询机构，参政员由总统遴选。同时，由参政会起草宪法，由大总统召集国民会议决定。而所谓宪法和国民会议，事实上一直为袁世凯搁置，没有推行。袁记约法完成了总统独裁的政治体制。但是，梁启超所期望的袁世凯的开明性在哪里呢？

 1912年2月16日袁世凯让助手剪去了自己的辫子。3月10日下午3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照为他和部分政府官员与外国使节的合影。他身着 的仍为前清陆军上将军常服。左前第一人是孙宝琦；孙右后方是荫昌；前右二是陆徵祥；荫昌之右为梁士饴。   采自《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杨度（左）以为，“易大总统为君主”，可以解决元首继承问题，避免军阀野心家争权之战。梁启超（右）则寄希望于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维持共和名义不变，自由决定传子还是传贤。他认为这才是保持社会稳定最好的制度

杨度和梁启超看到的危机

从1913年10月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到1914年5月1日袁记约法公布，袁世凯完成了总统独裁体制，中华民国的共和体制已经名存实亡。除了一些毫无权力的咨询机构，袁世凯实际上已经与皇帝无异。他为什么还不满足呢？是虚荣心作怪，还是为了确保子孙的权力继承？如果说袁世凯只是为了个人的野心，那么大好人杨度为什么也要袁世凯称帝？事情恐怕有它自己的道理和逻辑。

袁世凯的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就认为中国采用君主制比较好。他写道：“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孙中山也主张通过训政时期来提高人民参与政治的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宪政。国民党在统治大陆时期，一直实行训政和独裁制。当然，古德诺提倡君主制的理论前提，不是要搞什么封建复辟，而是希望逐步推进现代民主。他认为，中国要生存和发展，一定要实行立宪制，而在中国君主立宪制比共和立宪制的可行性比较大。也就是说，中国只有在君主制之下，才能慢慢地推进民主（开明专制）。古德诺也只是一种理论推理，并不敢肯定在当时形势下，确实具备了由共和制改为君主制的足够条件。他最担心的问题是，在落后国家实行共和制，“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其结果是军阀野心家们为了争夺权位，引起战争，社会祸乱不可收拾。

杨度也赞成古德诺的观点和忧虑。他认为，多数人民根本不知道共和是怎么回事，野心家人人都想当大总统，如果选不上就会用武力来争夺。而且，清帝废除后，“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

梁启超并不反对他们的观点，他用一句话就塞了他们的嘴：我在十年前早就说过了。他从来就反对共和而赞成开明专制的。民国以后，他也一直在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取消议会民主制，实行开明专制。

当然，上面说的还只是理论上的推理，实际情况其实更加可怕。杨度描写了军队的情况：过去的军队知道要为皇家出力，现在没有皇帝了，但他们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军心涣散。南方的高级军官要听从下级军官的，下级军官要听从士兵的。被人讥笑为“共和兵”。北方军队虽然问题没有这样严重，但要他们绝对服从命令，不避艰难险阻，也做不到了。所以，现在民国的兵，只求他们不发生内乱就谢天谢地了，要他们能够平定内乱，抵抗列强，就根本做不到。

梁启超也描写了国家面临的危机：辛亥革命造成的灾难刚刚平复，人民还喘息未定，列强一直在威胁我们，到处都有自然灾害发生，饥饿的人民等待救济，深山老林处处潜伏着土匪。国家急需安定和治理。

杨度更预测了军阀混战的恐怖前景：“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唯有兵权乃为资格，然使兵力仅足迫压议会文士，而无统一全国之势力，则虽被选，仍无效也。诸将资格等夷，彼此不能相下，军人、游士又从而挑拨推排，以求他日之富贵，终必兵戎相见，相与角逐于中原。”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的军阀纷争的局面，印证了杨度的预测。

《三国演义》上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古人早已总结了中国的传统规律。可是，进入近代以后，有了民主、共和思想，人们就把这个中国古老的规律给忘记了，把国家分崩的后果，统统栽到了辛亥革命的头上。正像杨度所说，中国人都还不懂共和，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去责怪她呢？国家分崩的局面，本来就是王朝末世社会解体的结果。

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杨度，或者梁启超都很清楚，袁世凯对北洋军人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独裁制虽然恢复了，但袁世凯这个总统在事实上并没有足够的权威性。从曾国藩的湘军开始，中国有战斗力的军队是招募来的，“兵归将有”，形成军权下移，派系林立的局面，无法统一指挥。清王朝的解体，袁世凯的篡位，都削弱了军事领袖的权威性。当时所谓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除王士珍已经没有兵权，退居闲散之外，段祺瑞长期担任陆军总长要职，羽毛逐渐丰满，提拔亲信，自成派系，正像当年的袁世凯对清廷构成威胁一样，段祺瑞也对袁世凯的权威构成威胁。冯国璋坐镇南京，拥有重兵，也就能各霸一方，与段形成两虎相争的局面。袁世凯不仅对他手下的两员大将统驭日益困难，对北洋诸将和各地骄兵悍将更是控制为难。段芝贵为袁世凯亲信，二次革命时任北洋第一军军长，南下作战，进驻武汉后，把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逼出湖北，长住北京。但他手下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坐拥实际兵权，开始排挤段芝贵。袁世凯竟然对王占元没有办法。奉天将军张锡銮，辖下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原是由张锡銮在前清时收编的胡匪，这时羽毛渐丰，也不愿意再受张锡銮的管辖，而想独霸一方。袁世凯对于这些骄兵悍将竟然只能迁就，无法处置。至于南北各地非北洋系的军事将领，更是鞭长莫及，时时都有叛离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