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9-25 08:07:21 来源:南方周末
No.1请像审查电影一样管理奶粉
《新闻晨报》，9月22日，作者：刘仪伟
如果相关部门能够像审查电影一样来管理奶粉质量的话，一定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
电影从来没有“免检”一说，无论是国际名导，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后学末进，在电影审查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大导演的作品依旧需要修正，即便无法上映也是时有发生，见怪不怪。
电影审查从剧本开始，贯彻于电影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拍摄过程中私自改剧本也是不被允许。奶粉的生产过程中，我们的检测部门又有何作为呢？有没有从奶源开始检测呢？电影拍完，还得经历严格的审查，有问题，修改，直到达到要求为止，从来没有姑息。奶粉呢，好不容易该检测成品了，偏偏还有一个“免检”制度，让那些不合格的奶粉流向市场。电影的召回制度同样严格。以《苹果》为例，发现问题马上第一时间取消全国公映，同时，出品公司被取消制片资格。可是，“三鹿”出了这么大的事，也没听说取消它生产婴儿奶粉的资格。
另外，电影这东西的影响力实在有限。2007年全年的票房不过45亿元，就算出现问题，影响面也大不了哪里去；既不会让观众受伤，更不会令观众丧命，为什么电影的管理可以这么严格，而奶粉不可以呢？听说国家已经取消了食品的“免检产品”制度，那就请像审查电影一样严格检测严格把关，让大家放心吧。
【推荐理由】看似不相干的两码事，这么一比较却让人不由得感慨万千。电影是精神食粮，奶粉则是不折不扣的粮食，为维持生命所需。常说，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但文章中的比较，却告诉我们现实似乎并非如此。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饭都能吃出问题，那就是礼崩乐坏。
No.2“三聚氰胺门”是怎么回事
《中国青年报》，9月18日，作者：方舟子
蛋白质是牛奶的主要营养成分，鲜牛奶的国家标准要求100毫升≥2.95克。生鲜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一般在3%以上，所以原奶要想不达标除非兑水。
目前，国家检测牛奶蛋白质用的凯氏定氮法，就是用强酸处理样品，让蛋白质中的氮元素释放出来，通过测定氮含量推算蛋白质的含量。这个方法在通常下都不会出问题，因为牛奶中的主要成分只有蛋白质含有氮。不过，如果有人往牛奶中添加含氮的其他物质，那么兑水牛奶就能通过检测。
三聚氰胺就是这样的含氮物质。它原本广泛用于生产合成树脂、塑料、涂料等，它含氮量高（这意味着能冒充越多的蛋白质），白色无味，一般的方法较难检测，因此成了一种理想的蛋白质冒充物。
把三聚氰胺加到牛奶中有两个途径。一是加入原奶，但因为三聚氰胺只是微溶于水，所以要使蛋白质达标，100毫升奶只能兑水75毫升；另一种途径就是加入奶粉，因为不受溶解度限制，想加多少都行。
不过，凯氏定氮法的缺陷并不难弥补，只要多一道步骤即可：用三氯乙酸处理样品，使蛋白质形成沉淀，过滤后，分别测定沉淀和滤液中的氮含量，就可以知道蛋白质的真正含量和冒充蛋白质的氮含量。这是生物化学的常识，也早成为检测牛奶氮含量的国际标准（ISO8968）。“蛋白精”骗局在国内出现已有一些年头，“三鹿奶粉”事件不过是把这一“行业秘密”摆在了公众面前。只有改进国家标准，堵住漏洞，才能挽回人们对国产乳业的信心。
（原标题为“蛋白精”的骗局）
【推荐理由】让消费者被迫了解如此专业的知识，简直是不幸。因为，现代社会分工注定人们只能掌握有限的知识，必须依靠分工、合作与信赖才能保证社会有序运转。三聚氰胺事件最大的恶正在于它摧毁了人们的信赖与合作。面对孩子父母这么多年的质疑，为什么多次质检的结果都是合格？为什么“三鹿”能够隐瞒事实这么久？为什么地方官员看重GDP、政绩重于民众生命？……作者认为改善标准才能挽回信心，未免对技术标准有些盲目。须知，做事的是人，技术手段再先进，程序再合理，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底线，一切都没有保障。
No.3请公开审理周正龙
《东方早报》，9月21，作者：邵建
“周老虎”案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周正龙，一个是力挺周正龙的当地政府，尤其是陕西省林业厅。但被送上法庭的只有一个周正龙。这样一个以谎言忽悠国人的大案，最后就让周一人顶缸，这对周正龙不公正。
据悉，陕西司法部门对此案进行了多次会商，认定本案影响巨大，但案件本身却并不复杂。这难道不是一种吊诡？难道是周正龙造成了这巨大的影响？他那拙劣的骗术连江湖都骗不过，但却骗过了权力。是权力作梗，并不复杂的造假方才一波三折，影响巨大。
权力是否参与造假，这要法庭给我们一个交代，要听听周正龙到底怎么说，要看法庭到底怎么审。
是权力把“周老虎案”酿成了一起举国影响的公共事案，那么我们就无法不格外关注庭审的公正。前不久，最高法院一位副院长强调，法院审判既要讲法治，又要讲政治。政治本义所指，正是公共领域中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其中公权运作的问题。周老虎事件既然公权未能脱离干系，且又面对舆论的众多怀疑，因此，公审此案，本身就是在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审判需“讲政治”的要求。
【推荐理由】转型时期的司法公正，源于社会力不断的呼吁与纠错，以及司法机关的自省。所以，不忘记正在诉讼中的周正龙，盯紧审理过程中每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就是媒体唯一能做的事情。因为，能给周正龙公正的司法，才有可能给予每一个普通人以公正。
No.4上一轮医改是如何迷失的
《华商报》，9月23日，作者：舒圣祥
将迷失方向当作医改最大损失来定位，或许并无不可；但是站在公众角度，旧医改对他们最大的损失应该是“看病贵、看病难”，将迷失方向作为医改失败的主要原因或许倒更为恰当。
所谓迷失方向，指的当然是公共医疗日益严重的逐利化现象，与之相对的就是“必须回归其公益性质”。然而，1997年的那一轮医改方案中明明写着“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另外，诸如“发展社区卫生医疗”、“实行区域卫生规划”等等被误认为是新医改方案内容的东西，在这份旧医改方案里其实早就被重点提及。此外，老医改方案还明确提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增加幅度应不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但实际情况如何呢？
显然，旧医改之所以迷失方向，绝不是迷失在了方案制定和规划，而是迷失在了现实执行。比如，财政投入就是一个最主要的执行扭曲，医院不但很少获得补贴，反而成了政府发展经济的提款机。
旧医改方案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要取得医改成功，不仅要有好的医改方案，更要有好的方案执行。某种意义上，医改之成功，要诀与其说是在于新旧方案之“脱胎换骨”，倒不如说是在于对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进一步厘清和捋顺。
【推荐理由】医改方案千呼万唤即将出台。当人们翘首期盼新方案的时候，本文却道出了一个小“秘密”，原来上次医改方案的内容早就包含“公益性”、“政府加大投入”等内容，只是在后来执行时“迷失了方向”。美好的表达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问题是现实为什么会走向美好表达的反方向？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新医改言辞再漂亮，恐怕依然会行走到不漂亮的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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