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9日
南方周末
孙小杭的戏剧小传
发自北京 2008-09-25 11:59:45 来源:南方周末网络专稿
上大学之前，孙小杭知道的唯一话剧就是《雷雨》，而且仅限于课本里的片断。
上大学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小杭在中戏逸夫剧场看了黄纪苏编剧、张广天导演的话剧《切-格瓦拉》。戏一结束，孙小杭哭着跑出剧场，“恨不得数数兜里有多少钱，直接就去塞尔维亚打游击”。
“现在看来，我肯定非常反对这个戏，语言上太暴力了，但它作为一个经验，对20岁的我特别有吸引力。”看完《切-格瓦拉》一个月，孙小杭自编自导自演了生平第一个话剧《我弱智，我无罪》。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充满暴力的语言，《我弱智，我无罪》完全是对《切-格瓦拉》的攀仿。
戏剧突如其来地闯入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孙小杭的生活从此偏离既定的航向。
再厌恶，也要讲得绘声绘色
《我弱智，我无罪》之后，孙小杭又创作了《文明城市》和《风雷传》。后两部作品延续了《我弱智，我无罪》的反思风格。孙小杭在人大和每年一度的大学生戏剧节中名声鹊起。
大学毕业，孙小杭作了一个异于常人的选择，到四川凉山自治州支教。支教的想法是大三的时候就有的，“那时候主要是一种道德激情，觉得那边孩子需要我”。到了大四毕业，支教完全变成了孙小杭自己的需要：“临走之前，我走上大街上，看到一公共汽车一公共汽车的人，表情木然，像罐头一样的被装在里面。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躯壳，没有生命，天天生活在在同一个城市里，在同一个地方等同一辆车，到同一个地方上班，下班后看电视，拿着摇控器……”凉山是孙小杭的桃花源。
但他在桃源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如何跟现实妥协。
在凉山，孙小杭教初三的思想政治课。孙小杭用很短的时间把课本讲完，然后告诉学生，这是撒谎，你们以后面对的世界也不是这样的。学生们十几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一下子就乱了，不知所措。而政治是中考科目，学生们得靠政治拿分，考出去。在还差三个月中考的时候，孙小杭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我的任务就是让他们拿高分。那些东西我再厌恶，我也要把它讲得绘声绘色。”
学生们中考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孙小杭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他班有一个轻度智障的女生是孤儿。女孩子养了几只鸡，把鸡蛋拿到学校来卖。所有的老师都会以非常贵的价格去买她的鸡蛋，因为知道她不容易。
中考考物理的时候，女孩子忘了涂机读卡。从考场出来，她站在学校的空场上嚎啕大哭。她不是哭自己，因为中考对她毫无价值，她不可能考上高中，即便考上了，也跟不上，而且没钱读。她是觉得她对不起物理老师买她的那些鸡蛋。因为在当地，学生的成绩是跟老师的工资挂钩的。
“我当时觉得，这个孩子的伟大程度不亚于我曾经那么崇拜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在那个时刻，我心里获得了一些东西。我希望回北京做戏的时候，这些东西能够呈现。”
打车来打车走，还老迟到！
回到北京之后，孙小杭接的第一个戏是到北京郊区昌平县沙河镇排演一出民工戏剧。昌平就是创说中那个筛沙子的地方。
戏没排成，十几天的排练以编导和民工们的大吵告终。
民工们的表演无法让孙小杭和其他指导者满意：“‘表演’的痕迹太重，不把这个破除掉，即便是民工也会给你演韩剧；或者过分渲染自己的苦，把城里人描述得特别冷酷，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但是没事瞎聊的时候，他们又能把自己的生活表现得那么鲜活。”孙小杭很苦恼，他无法在民工的生活和他们的表演之间实现真正的对接。而他在潜意识里，又觉得劳动人民是必须受到尊重的，明明心里觉得他们演得不行，嘴上还不自觉地夸“不错”。
而民工们则认为，这些打车来的城里文化人分明是把他们当作道具和噱头。有一次，孙小杭从南城的家转公交车去沙河排练场的时候，迟到了。双方压抑多日的矛盾爆发成不可遏制的指责。民工对孙小杭最重要的指控就是：打车来打车走的，还老迟到！
“我穷的要死，一个月就300块钱的生活费”，无业青年孙小杭大喊，但是没人相信他。
因为这次失败的戏剧经历，败走沙河的孙小杭在不久之后获得了一个去韩国参加东亚民众剧场戏剧节（EAPTN, East Asian People ‘s Theatre Night）的机会。EAPTN是东亚各地民众戏剧创作者的联合机构。牵头人是日本的帐篷剧导演樱井大造、台湾民众剧团差事剧团的团长钟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陶子和韩国民众戏剧导演张笑翼。
2005年，EA PTN在中国大陆请了6个年轻导演，北京两个，上海两个，广州两个，到韩国，和来自东亚其他地区的导演一起做工作坊。孙小杭是其中一分子。
在韩国，民众戏剧非常发达，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方式。比如某开发商要占农民的地建高尔夫球场。农民不愿意：地是我们的，我们死也要死在这里，给钱也没用！这时候，做民众戏剧的人就出现了，把演出的场地定在斗争的前线，以活报剧的方式声援农民。所以民众戏剧在上演的时候，被警察围起来是常有的事。
在工作坊开始之前，每个参与者都要表演一个短剧，不能用台词，只能用肢体语言，以打破国界和语言对戏剧的限制。孙小杭演了《魔法西服》。他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用录音机播放他在北京录到的各种声音，公园里的晨练，胡同的叫卖，懒散的自行车铃声……都是些现时的北京已不大有，而存在于记忆中的声音。然后他穿上一件西服，一切声音戛然而止。
孙小杭还和其他导演合作表演了《Broken Body》。戏的起因，是一个以前在韩国的血汗工厂里当工人的工作坊成员给其他人讲，他身体落下了什么毛病。大家一起讨论，其实每个职业都有职业病，白领是颈椎、司机是腰间盘、油漆工可能的呼吸道疾病……最后，每个人挑一个工作，想这个工作可能带给身体的损害是什么，用肢体语言把这种损害表达出来。在戏里，受到损害、痛苦不堪的身体排成一排，像一条流水线，把人的吃喝拉撒、上学工作生病……各种活动表现出来。戏的结尾，一个韩国演员突然跳起韩国民间招魂的舞蹈，慢慢的所有人的身体重新变得柔软……
除了这两次表演，对孙小杭更重要的经历，是他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韩国老人表演《空手（Empty Hand）》。
那是一个没有任何情节、近乎舞蹈的戏，但所有的观众都不由自主地摒住呼吸。在最精彩的片断，舞台上所有的灯都熄灭了。观众只能看到一个小红点在黑暗中飞。大家都想看看是什么东西。灯一亮，原来是表演者手里拿的一炷香。表演者跪在香炉前，在自己的手指和脚趾之前夹上16炷香。灯又暗下去，16个红点在黑暗中舞动，越舞节奏越快，有的观众觉得像一条火龙，有的观众觉得像两个人在打假。最高潮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觉得心里有一种力量，不喊不快。就在这时，表演者突然停了下来，灯亮了，他还是很安静的跪在香炉前，神态安详，没有汗，也不喘。接着，他在香炉里生起火，炉火映照着他的脸，不用任何面具，就靠调整自己的表情，他让人生百态一一在自己的脸上呈现。
孙小杭看呆了。
演出结束之后，老者和大家一起吃饭。他用蹩脚的英语告诉身边的年轻人：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是跳现代舞的。后来我发现我身体所有的运动都是西方式的。我就想，韩国的身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背上一个包，到韩国各地寻找。现在我六十岁了。
韩国之行，彻底改变了孙小杭对戏剧的看法。有一次，EA PTN组织大家到汉城的一个公园里表演民众戏剧。观众很多，抱着孩子的母亲、耄耋老者、无业游民、衣着光鲜的年轻人……什么人都有。组织者对孙小杭说，中国人，一会演戏的时候，你就跑上去喊一句：反对WTO!
孙小杭问：我必须喊吗？组织者说：你必须喊。孙小杭没说什么，轮到他上场的时候，他跑了。“我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戏剧不能沦为口号，不能成为对抗。”
想演马家爵还是你们自己？
去年，孙小杭和另外一个青年戏剧导演何雨繁打算排一出关于马家爵的戏。何雨繁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硕士，本硕连读7年之后，他放弃了令人艳羡的成为建筑设计师的机会，专门做起戏剧。
孙小杭和何雨繁把他们的戏命名为《他》，这是一个近乎哑剧的作品，全剧没有几句台词，主要靠大幅度的肢体动作来表情达意。每天正式排练之前，孙小杭和何雨繁都要先在排练场锻炼一个小时身体，跑步、劈腿、大汗淋漓之后，才能找到“残酷青春”的感觉。
戏小范围上演之后，上海的剧作家张献问两个人：你们是要做马加爵吗？还是说借马加爵说你们自己？如果说借马加爵说你们自己，你们做得还是有一点太马加爵了。你们要是说马加爵的话，你们知道马家爵说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吗？有一双马加爵穿过的鞋吗？
孙小杭羞愧不已。听了张献的话，他坐上火车去马加爵的学校，跟校方交涉，要看看案发的屋子，校方不让进，他只能趴在窗户上看了看。然后孙小杭找到马家爵的家，在他家门口坐了一天，犹豫该不该进去，“因为在那个地方，马加爵已经成为一种禁忌。我去的时候，天很热，其他人家都是门户大开，只有马家爵家门窗紧闭。我看到他父母进进出出，打水、放羊……他们的头发都白了，头始终低着，眼睛看着地”
最后，孙小杭还是没进去。他觉得自己没法装作很无辜地样子对马家爵的父母说“我想排一个戏”，然后打破一家人的生活。
孙小杭又去找马家爵的辩护律师。律师特别忙，那它还是接待了孙小杭，并且给他讲了一件事：有一次，我跟马家爵谈案子，我忘了我说了一句什么，他突然笑了，笑得特别纯真。我突然忘了我是律师，他是犯人，我的眼前只有一个少年牙齿雪白的笑容。
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孙小杭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演马家爵。“他那个事太大了，在他阴暗的地方太阴暗了，而人性又是那么的复杂”。
孙小杭退出，何雨繁一个人把《他》改编成《我说》。
上一页1下一页
1
顶
我要打分:
0/5 (共0票)
责任编辑: 莫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