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纯贤 第一代打工妹的26年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郑廷鑫 发自深圳 2008-09-25 12:20:19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刚刚来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大概80多块,等于当时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

打工潮
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并不受行政限制。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关闭。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民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

深圳?那是靠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
在蛇口工业区的高楼大厦中,翁纯贤开着车穿梭在如棋盘般交错的大街小巷上,对每条路每栋建筑每块地皮的前世今生都烂熟于心。

“这是招商银行最早的总部,那是陆氏以前的工厂,后来被TCL收购了……”穿过一片1980年代的旧楼,是一栋4层的小楼,楼层中间种着翠绿的植物,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让人眼前一亮,楼下的星巴克里坐满懒洋洋的人们,“这就是我们以前凯达玩具厂的厂房,后来翻新过,现在属于招商局地产的,正准备建一个蛇口创业园,以后做办公楼。”

再转一个弯,钻进几栋旧楼里,“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宿舍,我们是第一批住进来的人。我以前就住在门口晾着红衣服的209房,都不知道那个房间到现在住过多少打工妹。”所有景象不再“若只如初见”——第一次住进这里的时候,翁纯贤只有18岁。如今,26年过去了。

那是1982年的4月30日晚上,大巴把120名从汕头来的女孩带到了这里。第二天早上起来,一个姐妹睁开眼一看就哭了,第三天就走掉了20多人,不到三个月,同来的120人,就剩了不到80人了。“当时周围全是杂草丛生的荒地,整个深圳就是一个大工地。”但是,翁纯贤和她们想的不一样,“一到这里我就说,我不会离开这里的,当时汕头最好的招待所也没有这里的厂房漂亮。到处灯火通明的,好像一个新的天地一样。”

在此之前,翁纯贤刚刚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那时,没有考上大学的人,要么到生产组去工作,要么等着顶替父母的工作,她就在亲戚家的小作坊当学徒工。有一天出门,在大街上看到一张蛇口工业区凯达玩具厂招聘女工的启事。

“大字报上写着,香港凯达公司要在深圳蛇口开玩具厂,招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相当于香港初中文化程度),我就是冲着香港初中文化程度这句话去的。因为我有很多亲戚在香港,舅舅姑妈的,他们都说过香港的教育水平很高,就想去试一下。那个年代还没有见过有这样招工的,也是闲着没事,就报考了,以为没有找关系走后门,肯定是没希望的。”没想到,考完试后的一天,有人敲响了她家的门,来者自称是街道办的,通知她,“你被凯达玩具厂录取了。”

家里的哥哥首先反对。在读大学的哥哥眼里,“深圳是靠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资本家都是在剥削工人。”在香港的外婆也急忙发来电报,警告她,跟香港老板打工太辛苦了。所幸的是父母没有反对,还劝说外婆,“再怎么样也总比上山下乡好。”于是,赶不上上山下乡潮流的她,登上了另一辆向着时代大潮开去的列车。

买房?那是遥不可及的梦了
凯达玩具厂是改革开放后内地的第一家港商独资企业,翁纯贤们也成为了深圳的第一代打工妹。当时的她们被统称为“凯达妹”。
刚到工厂的时候,管理员是香港人,不太会说普通话,“普通话夹着广东话,就我一个听得懂,我给大家当翻译,他就说,你来当组长吧。”从第三天开始,翁纯贤就成了车缝组的一个小组长,每天先给组员安排工作,分配任务,同时自己也干活。到了第二年,组长不用干活了,每天就在流水线边摆个办公桌,“看她们干活,调配任务,定产量,给她们计件,发工资。”

对于普通的工人来说,每个工人一天都有一定的工作量,没有完成任务不会有什么惩罚,但超额完成任务的则有加班工资,“加班工资很高的,刚开始是1.5倍,后来是2倍,重大节日是3倍。”这种多劳多得的制度,在那个年代显得新奇而高效,“基本上,所有人都在抢着干活,抢着加班的,没有人的工作量不超过标准的。”

她们的收入在当时也是远高于一般人。“刚刚来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大概80多块,等于当时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翁纯贤说。
她们开始穿着香港买的衣服,流着时尚的大波浪头,成了当时的潮人。外企的工资里有30%是外汇券,她们拿着这些外汇券,为家里购置大件物品:NEC的电视机,松下的冰箱,友谊牌洗衣机,三角牌电饭煲……一年一大件,装上大箱子,背回老家。和很多同事一样,翁纯贤的家里成为老家那片儿第一个有彩电、洗衣机的人家。

1987年,翁纯贤与同在深圳打工的老乡吴甦峰结婚了,并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公开售楼,在这以前,房子都是单位分配,或是租赁的。出售给职工的房子根本没有。售楼先在蛇口工业区搞实验,那时叫职工福利房。”64平米的房子,一万三千多元,首付30%,之后每个月300块左右的按揭,“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500左右,夫妻俩一个月的家庭收入有1000多元”,日子过得轻松快活。

同样的打工,在20年后,打工者的境遇已经截然不同。民工成了“潮”,人也就汇流进去,成了一个数字,数字后面的人变得无比的渺小和茫然。至于在深圳买房,那是遥不可及的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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