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9日
南方周末
【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四】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之三）
2008-09-28 15:34:19 来源:南方周末
197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面临多重挑战：前三十年的错误所造成的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基层对自身利益的表达和要求，以及国外的压力。中国政府处理这些挑战的举措可以概括为寻找“基于表现的合法性”，即通过实现经济增长而赢得人民的认可，这一举措和地方分权构成了中性政府在中国的政治基础
多重挑战
一个中性政府的产生在发展中世界和中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可以成为一个中性政府？
在政治结构方面，两方面的因素促使中国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其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自主的政治组织，但是，它的行动不是没有约束的，而是要面对许多方面的挑战；其二，虽然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但内部却有很多分权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必须在地方积极性和国家的整体目标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
自主性可以让政府免受利益集团的左右，但是，没有挑战的自主性极容易让政府本身变成一个为自己谋福利的利益集团。在著名著作《国家的兴衰》里，曼瑟·奥尔森指出，稳定的政治环境造就以分利为目的的利益集团，阻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英国的战后时期和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是这个样子。在中国，多方面的挑战给中国政府注入了活力。
第一个挑战是需要面对前三十年的错误所造成的对其合法性的质疑。194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土地改革和工业的国有化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社会。按理，中国共产党从此应该以一种中立的面貌出现，但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和反复且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葬送了中国那个时段经济增长的机会。
在农村，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一场规模浩大的饥荒。“大跃进”中建立的人民公社体系，其主要特征之一是工分制度，对劳动力的报酬一视同仁，而不考虑其实际贡献。这个体系相当于对能干的人征税来补贴偷懒的人，从而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城市，工资水平很低，但国有部门的职工得到了大量实物性补贴，包括食品、医疗、住房和子女教育等，政府的负担很重。尽管农民本来维持生存就已经比较艰难，但通过“剪刀差”，农村仍然向城市转移了几千亿元的资金。
在这些不利的政策之上，还有在政治领域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任何偏离正统说教的行为——比如在市场上出售农副产品，甚至饲养较多的牲畜——都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受到压制。更糟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国家卷进了一场非理性的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以民粹主义的面貌出现——权威被否定、国家机器被砸烂、群众要夺权，但到头来遭殃的却是普通百姓。
经过“文化大革命”，如何重建党的威信，是1970年代末务实派领导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二个挑战来自中国的基层。在一个偌大的国家里，官员的腐化在所难免，中央的政令在基层也未必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侵害民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这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和反抗。
宪法为公众参与奠定了基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原则上拥有和其他国家相应议会一样的权力，问题是现实中这些权力没有得到完全的实施。但是，已经有了一些积极的进展。
最重要的进展是村庄选举。在1980年代后期，中国就开始了村庄选举的试验。199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版本，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要求村委会的候选人需由村民提名产生。到目前，几乎村村都开始了民主选举。研究表明，选举增强了村委会的问责，尤其是增加了村庄预算中公共支出的比重，降低了行政费用的比重，改善了收入分配，还带来了更多的公共投资。
在村的上一级，宪法要求乡镇和县（区）的人民代表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尽管提名的过程仍然免不了受到行政干预，但有证据显示，在一些地区选举的竞争性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县、区人大在监督政府工作，尤其是在财政预算方面越来越有效。
一个增强基层自主性的新发展是，市民社会在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政府认可非政府组织是政府行动的一个补充，这是一个大的进步。
更为微妙和重要的进展出现在草根社会。随着生活越来越稳定和收入的大幅增加，旧的社区组织在复兴，新的社区在形成。除了居住社区，还出现了以共同兴趣为基础的私人俱乐部（如汽车俱乐部、旅行俱乐部等）和知识分子团体。互联网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社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三个挑战来自国外的质疑——尽管西方花费了二百多年才建立了完整的普选制度，但却希望发展中国家在一夜之间完成民主化进程。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历史表明，早熟的民主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更多的是灾难，而不是繁荣和稳定，然而，必须承认，自由民主是启蒙运动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无论是从理性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在可见的将来必然要如福山所言，终结在自由民主。
工业革命以及正在发生的信息革命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要求社会的组织形式适应这种变化，自由民主是和这个发展相适应的新稳态。
过去二百多年已经发生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以及将来要发生的，是从政治和宗教独裁的稳态向自由民主的稳态的过渡时期。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要拥抱自由民主的理念，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实现这个理念的复杂过程；如何在应对国外的压力和从容地走自己的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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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