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李泽厚 最后的访谈 | 封面人物

“我从来都不信神。命运是自己决定的,不是神决定的。只能自己反思自己。靠神是靠不住的……总之在这里,我最后要向读者说的一句话就是:谢谢!这算是告别吧”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北京

责任编辑:雨僧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2020年的春天,理性的李泽厚,在某个时刻,陷入了感性的情境。“春风三月,凭窗远眺,但见白雪罩顶的洛基山脉,再也看不到那满山红艳的杜鹃花和金黄色的遍野油菜花了。怅何如之。”这是他为一本选集的序言写下的一段文字。他身处博尔德——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他已在此地居住多年。在洛基山脚下,他想到了故乡湖南。

博尔德已经有七十多人因新冠肺炎去世,对于只有几万人的小镇来说,比例太高。2月的时候,李泽厚在家做平衡运动,摔伤了腰椎。很快,疫情蔓延了整个美国。他年事已高,担心去医院治疗时感染病毒,“我这个年龄,要是感染了,肯定没命了。”

他一直待在家中,看着窗外,从冬天到春天,再从春天到夏天。这样的感觉并不好。他在几年前安装了心脏起搏器,眼睛也越来越差,身体还有一些别的毛病,这多少会影响心情。他说话有些吃力。在越洋电话中,我们聊了多次,才完成了此次访谈。他的头脑惊人地清晰,但时间不长,就能听到电话那头逐渐急促的呼吸声。这时,我们会停下来,第二天再谈。我提出两次访谈之间能否间隔几天,好能够让他没有这么疲惫。他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说拖得太久,会让他一直有心理压力。他是急性子的人。

北京时间临近中午,博尔德时间正是晚上。谈及的话题在千年间穿越,也跨越了大半个地球。好几次,在第二天访谈的时候,他会说,昨晚聊完之后,精神太兴奋,要吃双倍的安眠药才能入睡。他一直靠安眠药生活,家里有十几种安眠药,视失眠程度而使用。有的安眠药药性很强,几乎可以说是麻醉药。他早上起得晚,有时一天吃两顿饭。晚餐时间大多在7点。晚上则要在床上躺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前段时间,因为腰伤,他整天躺在床上。现在,他行走仍不方便,努力让自己坐着,担心像许多老人那样,躺久了便再也起不来了。

他并不忌讳谈及生死,他觉得他和许多人一样,在2020年的上半年,都在践行着他的哲学理念——人首先要活着。

2011年,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小镇博尔德家中  图/本刊记者 卫毅

中西马

李泽厚在6月13日度过了自己的九十岁生日。他收到了许多祝福。他从不大办生日,只是和自己的太太和儿子在家里吃一顿饭,喝几杯上好洋酒。几十年来,都是如此。

即使见面,李泽厚也并不喜欢闲聊,他总是在思考问题。我在2011年初拜访过他在美国的家。他带着我在每一层楼都转了转,到客厅一坐下,马上进入他正在思考的问题。历史与哲学,是打开他精神世界的两扇门。而情与理,是门里的两条交叉路径。

刘悦笛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室研究员。2003年,他进研究所的时候,李泽厚已经退休多年。李泽厚50年代到研究所工作时,工作证是“哲字〇一号”。那时候哲学所没几个人。

这3年,身体不好,李泽厚没有回国。以往每年,他都会在国内住一段时间,会在饭桌上和哲学所的一些在职的和退休的同事们聊天。70后刘悦笛是其中的小辈。他们聊得投缘,有时候单独见面会把一整瓶酒给喝了。李泽厚酒量大。

“他是我遇到的在学术对话上最平等的人。”刘悦笛说,“和他聊天的时候,他是这样一种心态:你放马过来,你来批我啊。但是他非常固执,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坚定。”刘悦笛认为跟李泽厚聊天有一种思想的快乐。

2013年,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刘悦笛到纽约大学访学一年。2014年元旦,他和朋友开车横穿好几个州,来到李泽厚位于博尔德的家。他记得李泽厚的夫人做的特别好吃的以色列风味饭菜,还有李泽厚家屋后的四棵松。“其实是三棵半松,有一棵松是断的。”刘悦笛说,“冯友兰有三松堂,我就说,你这应该叫三松半堂。”

那几天,他们都在聊天。哲学家是他们聊天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那些被视作李泽厚对手的哲学家,比如牟宗三。“牟宗三是他一个主要的对手。再往前,他的很多观点是针对王阳明的。500年来,心性学说主导中国传统思想界。李泽厚一直反对这样的状况。当然,有人说李泽厚是当代王阳明,这个说法会让他高兴。”

在李泽厚看来,心性学说只是一部分儒者的追求,不能代表中国整体的智慧。他的思想不是建立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上,他愿意面对更广阔的生活。刘悦笛认为李泽厚能代表20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的一个倾向。“儒学传统、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在他这里都有体现。”这是中国哲学界的一个说法——打通中西马。

“有人觉得怎么能把中西马都结合在一起,这是吹破天下牛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李泽厚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刘悦笛说,“这是我对他的思想定位。”

李泽厚少年时的小楷作业

读者

与许多人一样,刘悦笛是在高中读了《美的历程》。读大二的时候,老师推荐他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我的哲学入门书,也是理解李泽厚哲学的关键。”

李泽厚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早,读中学时,看了周建人编译的《新哲学手册》(大用图书公司,1948年版)。手册选取了英国人朋斯(Emile Burns)编的《马克思主义手册》中的“马恩哲学精义”部分,命名为“新哲学”。他受影响最深刻的是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费尔巴哈章”,它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此章晦涩难读,李泽厚说自己是硬着头皮啃下来(以后也多次研读过),并完全接受了其中的观点,至今没多少根本上的改变。他觉得比较起来,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起点较高。从一开始,自己的实践论与唯物史观便不可分割。直到现在,他仍坚持认为制造—使用工具的群体实践活动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这也就是认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制造工具、科技、生产力和经济是自古至今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他认为这就是唯物史观的硬核(hard core),是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50年代参与到美学论争中时,他的美学观点被称为“实践美学”。

李泽厚在思想上早熟。苏州一中的教师杨斌发给我几张李泽厚中学作文手稿复印件,大多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就。其中一篇是《反东坡晁错论》。16岁的李泽厚在作文中写道:“魏征有言:‘非独君择臣,臣亦择其君。’鲁人不用孔子,孔子行;故大丈夫行事,宜再三择之而后可,非聪明睿智之主,则不能舒我才,而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何复倦倦于此哉?”这样的文字出自中学生之手,令人惊叹。李泽厚的母亲曾拿他的作文给别人看,别人以为这是大学生所写。

正在修订《李泽厚学术年谱》的杨斌,很多年前只是李泽厚的一位读者。他在苏北灌南中学的阅览室里读到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时,被其文字所吸引,“非常喜欢这样的文字风格。”杨斌开始想方设法找李泽厚的书来看。后来,已调到苏州一中的他看到了李泽厚和陈明的对谈录《浮生论学》,里面谈及许多个人经历,让他对李泽厚越发感兴趣。他产生了和陈明联系、了解李泽厚的想法。陈明当时是《原道》杂志主编,杂志上有编辑部电话,杨斌照着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正好是周末在办公室加班的陈明。陈明很忙,说,我把电话给你,你直接跟他讲吧。

杨斌不敢拨这个电话。“我跟他距离太远,也不了解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我这么一个普通读者对话。”

电话在杨斌手上一放就是五年。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大概是“有段时间嗓子不好,没有上课,比较无聊”,他鬼使神差地拿出那个放了五年的号码,拨了出去,那是他第一次打越洋电话。李泽厚在电话里问他,你是谁?杨斌说,听李先生的声音很年轻啊,跟年龄不相称。“他一听这句话就很高兴,笑了。他说,你觉得我的声音很年轻吗?我说是,真的超出了我的预料之外。他这么一说,我就很放松,距离就拉近了,没有那种隔膜感。就像熟悉的人一样,聊起来了。”

李泽厚2009年回国的时候,杨斌正好去天津出差,办完公事,到北京见了李泽厚。李泽厚带杨斌进书房,让他挑一本书,他挑了一本《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是他没有的书。那次始于下午3点的聊天,李泽厚原本打算聊一个小时,结果聊了3个小时。这让杨斌感到意外。

我几乎有同样的经历。第一次采访李泽厚也是在2009年某个下午,同样是3点开始,原本计划聊一个小时,结果一直聊到晚上8点半,大家都完全忘记了吃饭。李泽厚看重年轻人和学界以外的读者。

聊天的地点是社科院宿舍。在80年代,李泽厚工作的社科院哲学所有三百多人。“那是社科院最鼎盛的时候。”刘悦笛说。如今社科院哲学所一百多人,李泽厚的学生赵汀阳还在那儿工作,已是学部委员。

李泽厚并不要求学生读自己的书,他们的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李泽厚并不赞同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赵汀阳在《天下体系》导论中表达了对李泽厚“西体中用”的不同看法。这在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中并不多见。这次采访李泽厚,他说,不必再采访他的学生,学生们对他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过去,未必知道他有哪些新想法。

广东江门的马群林是近年与李泽厚交往最多的人。李泽厚的字写得潦草,许多人认不出来,马群林是少数能辨清李泽厚笔迹的人。马群林说,李泽厚总是一个人埋头于自己的写作,在外人看来完全可以请家人帮的小忙,如用手机拍照,他也拒绝,都是一个人单干。

李泽厚的国内稿费由马群林保管。马群林曾帮助李泽厚编辑青岛版《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十几万的版税,李泽厚要赠予他,他坚决不要。近几年,李泽厚已从稿费中送给别人好几万。“我年纪大了,这些钱对我已毫无意义。” 

1979年上大学的马群林说自己是“新三届”,李泽厚对他们那几批大学生影响太大。80年代,如何兆武所说,李泽厚“几乎是独领风骚,风靡了神州大陆”。

马群林近年编选了几部李泽厚论著,全程参与了李泽厚近年一些著作的出版,但他们从未谋面,只打过几次电话,平时主要是通过邮件、微信联系。

在马群林看来,李泽厚不拘小节,乐于助人,友善真诚。“你提的意见、建议只要好,他都会重视、采纳,不管你是教授学者还是普通读者。”但马群林又说,李泽厚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他不会迁就和讨好谁,讨厌虚伪和不诚实,直道而行,极具个性(有人说是“特异”性格)。

李泽厚不愿谈自己的经历,马群林偶尔问及,“他就用几个字回你,或者默不作声。”

杨斌在为李泽厚编撰年谱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序言由谁来写?杨斌根据平时和李泽厚的交谈和理解,认为请李泽厚的朋友和学生写都不太合适,因为他们只能说好话,而在编撰年谱时,李泽厚多次表示不要引用学生对他的评价,那样不合适。杨斌最后用了学者贾晋华的文章作为代序。贾晋华序言的部分文字来自于她的《<哥伦比亚二十世纪哲学指南>中的李泽厚》。《哥伦比亚二十世纪哲学指南》的中国哲学论文由汉学家安乐哲撰写。他在论文中介绍了九位中国哲学家。李泽厚的篇幅是其中最长的。

邓德隆是一位职业经理人,也是李泽厚的“粉丝”,被李泽厚认为聪明绝顶。他能大段背诵李泽厚书中文字。杨斌和他一起编写了《李泽厚话语》。邓德隆在给安乐哲的一封通信中写道:“学界谈儒家哲学或思想,学者们往往将之等同于古代。实则儒学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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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梁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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