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北京 2008-10-29 17:09:42 来源:南方周末
什么叫过度渲染暴力？拿板砖不叫暴力，拿刀就叫暴力？拿绳子可以，拿棍子就有问题？
2001年，曹保平找到了一个拍电影的机会。一个制片人看中了他写的一个20集的电视连续剧，让他改拍成电影《绝对情感》。这个由刘蓓、尤勇和袁立出演的电影，公映后为袁立带来了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但电影却不被曹保平认可：“那不是我的电影。当只有我表达的10%、20%时，这个电影已经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不承认那是我拍的电影。”
2004年，曹保平才拍了自己的处女作《光荣的愤怒》。这部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电影，拍完以后好不容易联系了张宝全旗下的时代影院，结果上映的时候，合同里的135万的宣传和拷贝投资根本没兑现，宣传经费不到2万元，70个拷贝变成了2个拷贝。电影在无声无息中公映，几乎没有票房回报。
刚结束放映的《李米的猜想》是曹保平2008年的新片。这部投资达1000万的电影在内地票房已回收了1400万，加上港台地区和海外版权，盈利不是问题。曹保平还因该片获得了第56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新导演单元最佳导演奖，评委们都觉得“这个感动他们的电影不像是中国电影”，因为他们印象中的“中国电影没有这样拍的”。
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办公室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曹保平说，“《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给我赢得了口碑和市场，我下部电影的劲道将比这两部电影更大。”
《光荣的愤怒》很长一段时间都通不过审查，其中一个原因，是怎么能把党的基层干部描述得“那么猥琐”。
拿多少根棒子？
曹保平的《光荣的愤怒》是根据浙江作家阙迪伟1997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乡村行动》改编的。小说大意讲某个小镇上街村有熊家四兄弟，利用老二的村长身份，以公谋私无恶不作，村民们对他们恨之入骨，却只能忍声吞气，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叶光荣暗地里酝酿着找机会将他们铲除，张罗了一个“抓熊行动”……
曹保平买下了电影版权后，把小说改成了电影剧本。剧本写完送给了赵本山，赵本山很喜欢；电影的投资也没问题了，剧本却有了问题，在电影局反复了六七次，总是通不过。
电影管理部门给“光荣”罗列的意见多达几十条，比如：怎么可以这样描写党的最基层支部书记，他会那么猥琐，他会那么鸡贼，会不择手段，靠欺骗人把4个村霸打倒呢？而光天化日之下，又怎么可能出现那样的乡村恶霸呢？
我跟他们辩白，在我国一些偏僻地区，这些事实的确存在。很长的时间里，电影管理部门管创作的人来回跟我谈，就是告诉你不行，得修改；换一个人再看，还是不行。永远就这样翻来覆去，到最后我明白了，他们就是不想让剧本通过。后来他们也找我谈话了，说“这事其实挺简单的，你如果想让剧本在我们这儿通过，你想要的那点意思就都不能要了。”没法儿玩了，我就只好放下。
过了几年，换了位搞电影创作出身的人出任副局长，这是第一次有人站在我的角度来想问题；当然他要求我也得站在他的角度想，大家一起努力促使剧本通过。
最后剧本通过了，电影也开拍了，制作又遇到了问题。我们国家电影审查制度规定，电影中不可以过度渲染暴力。好莱坞也有规定，但很明确，你使用什么样的凶器，你有多少暴力镜头，根据规定可以直接划你多少级，你只能在几点到几点上映，给哪部分观众看。在那个规定下，你想怎么拍就可以怎么拍，拍出的电影是什么级别也非常清晰。
咱们国家在这些事情上处于混乱阶段，谁又说得清楚什么叫过度渲染暴力？拿板砖不叫暴力，拿刀就叫暴力？拿绳子可以，拿棍子就有问题？电影最后叶光荣带领村民和四兄弟的打手群殴对打的时候，我已经细致到了打电话问“我拿多少根棒子行不行”的地步。双方拿什么东西打斗，也可能会影响到电影能否通过。
我曾经也想过很不一样的结尾。表面买家具、其实一直是卧底的那个警察，最后从房顶上哐当一声掉下来，摔到地上又爬起来，说“我是警察”，然后又摔倒。或者哐当一声，不是掉下来一个人，而是掉下来一个钢盔，它在地上转了几圈才停住。但你肯定不能拍，因为特警戴的钢盔前面有一个大国徽。
最后通过的电影肯定是妥协嘛，比如到最后那个乡长、乡党委书记，在卧底的警察引领下，用警察大部队一举抓获了村霸兄弟和他的打手们，把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
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我只能做好详细的铺垫，不让电影结尾变得那么意外，保持电影形态的张弛和完整。纯粹从作品而言，原来的结尾肯定是比现在要好。现在这个结尾还是在我的电影轨道上的，90%是我的。
《李米的猜想》剧本送审时，也收到了很多“修改意见”，比如一个女孩为什么非要爱一个毒贩。 本报资料图片
为什么要写女孩和毒贩的故事？
《李米的猜想》的原型最初是一则电视新闻。两个歹徒绑架了一名女出租车司机，结果女司机是个特会聊的东北人，把两歹徒说心软了把她放了，后来女司机违背誓言报警，警察把这两人逮住了。女司机后来心里难受，去监狱看那两个犯人，还带衣服和被子给两人送过去，最后他们成了朋友，两人减刑出狱。
是小陶红把故事介绍给曹保平的，曹保平在这个故事基础上写了“李米”。一家香港公司想拍，后来财务出了问题，转给了华谊兄弟。
在剧本送审时，电影局给“李米”也提了很多意见，我们也做了修改。他们觉得我的切入点和表达还是不正常，不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希望的方法和表达。比如，“你为什么要写一个女孩和毒贩的爱情呢？”
你要抛开这个故事载体来看底下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也没话说了。但是我也有话说：“周迅演的主人公一开始并不知道他是毒贩，你不能剥夺一个女孩的爱的权利，我并不知道你是毒贩呀。”
在这个电影里，我赋予每个人物的前史和困境都不像一个商业片和简单的爱情故事，我想呈现一个时代性、现代人的焦灼状态，而这个状态细致地体现在每个人身上，今天这个社会都挺焦躁的。可是，在电影里很多细节你没法呈现。
比如裘火贵和邱月天，裘火贵的邻居是乡长的老岳父，他家厕所的排风扇对到裘火贵家厨房，臭得不成，他就天天和乡长老岳父掰扯这事，两人就打架，突然有一天老岳父脑溢血死了，说是被他打死了，裘火贵拎着包跑到外地，三年都不敢回家。后来乡长放话了，拿三万块钱就可以回家了。三年没有见到老婆孩子，他要挣这三万块钱就贩毒去了。
邱月天也是因为暗恋小月，小月妈贪钱，他出不了彩礼，只能进城打工。邱月天进城打工赚钱很难，总是被人欺负被人骗，赚不到钱，他最后为了钱跟裘火贵贩毒去了。
张涵予演的那个警察在很多人看来没有意义，而他的意义恰恰也就在这。你要是简单完成叙事功能，张涵予演的警察完全没有必要出现，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自己焦头烂额了。他可以变成一个符号化的警察，这个事依然可以完成。
但是这个个性化的警察形象，不能完全实现。张涵予演的那个警察，警察能说什么样的话，不能说什么样的话，都有严格的尺度的，不能把警察形象坏了，这在他们的概念里是玷污和丑化公安形象。客观地说，这不能完全说与电影局有关系，我们国情决定是这样。这片子就算电影局通过了，公安部门给你打个电话，你片子还是必须得叫停。
通过这些事我觉得，在中国做电影你得很客观地看这些事，在这样的国情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是你个人力量可以改变的。你只能是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在狭小的空间里调整你自己，锻炼自己的能力。
少了50分钟猜想
《光荣的愤怒》是曹保平满意的表达，赢得了口碑，却没有票房；《李米的猜想》有了1400万票房，却并不能够令曹保平满意。因为投资商华谊的要求，“李米”的结构和故事巨变，50分钟的素材被删剪掉。最终曹保平也接受了这个过程，“不管是和制度博弈，还是和资本博弈，对一个导演都是必经的过程”。
周迅看了“李米”的剧本特别喜欢，因为她在香港、内地的票房影响力，给了华谊一定信心。他们的营销部门不乐观，认为这个电影不能赚钱，但王中磊说他找不到一个不拍的理由，有好的剧本、好的演员、好的导演，为什么不做呢？
我原来想把“李米”做成一个单纯的公路片，就是两歹徒绑架一人，他逃跑的过程，做得很紧张很好看，或者可以做成一个寻找男朋友的情感故事。但最后我决定做一个寻找真相的诡异故事，有点像大卫·林奇风格的电影。
邓超演的马兵、方文其实不是一个人；小香和王宝强的故事完全是他臆想出来的，真相层层剥开的时候，突然真相找不着了，原来的结尾周迅是从警察局里出来的时候，突然往后移到一个DV机的屏幕里，一切都很诡异，没有结果。
这样一个比较诡异、扑朔迷离的电影，我觉得是中国电影里没有的。在电影的叙事上，我不希望正叙着讲，我希望插着讲，但华谊希望我把结构变成平行的，共同推进的方法。再比如你希望的电影是复杂、诡异的，但华谊可能就希望简单明了。
按照我的版本设想，可能比现在成片的表达要更复杂，更个人化，但是从华谊角度而言，他们觉得这样的复杂和个人化，会影响到市场推广和观众的接受。所以，他们要求彻底的改变。
最后，“李米”变成了一个温情片、一个爱情故事了，被剪掉了五十多分钟。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损害的过程，你不断会消减尖锐性和犀利性，最后变成一个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电影。
“光荣”被人看到更多是在网络上，这个辐射的面其实很有限。但从社会影响力而言，“李米”被更多人看到也是一个好事，大家知道有你这样的导演，在做这样的电影，你一步一步积累，等你做到一定的时候，你就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真正想法去拍电影。
这件毛衣我要了
《李米的猜想》在西班牙获奖后，周迅、邓超、王宝强第一时间向曹保平导演表示祝贺。此前在“李米”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均表示希望能与曹保平继续合作。
田壮壮曾经这样夸奖《光荣的愤怒》：“这是我们难以看到的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影片具有显著的批判现实意义——演员生动的演出也叫人过目难忘。”
拍“光荣”的时候，除了我挑的男主角叶光荣由北京人艺的演员吴刚饰演外，其余主要角色大都是云南本地演员扮演。我把他们拉到那个拍戏的村庄，三十多天封闭在一个村里，都不洗脸，不刷牙，早晨起来都挂着眼屎，胡子拉碴，我看他们都觉得特恶心。他们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是从小镇上的人那儿扒下来买的：“我给你买件新毛衣，这件毛衣我要了。”扒下那旧毛衣就直接穿演员身上，那味儿还在上面呢。
当演员和那些人活在一块儿了，我拍的时候，再把所有有表演痕迹的地方全部打回去，找到一种最纪实的状态。可是纪实状态有时候又会丧失掉你戏剧张力的复杂性。你就永远在互相纠缠，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
但拍“李米”所用的演员都是腕儿，周迅、王宝强、邓超、张涵予。当你用这么多明星的时候，很难每一部戏都达到你想要的这样一个创作状态，但“李米”是个特例，它做到了。因为这些演员都很认真。
周迅本身她就是一个挺疯狂的人，你怎么折腾她都行，你把她弄死了都行。因为有她这样一个例子，王宝强、邓超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时候，往上走的心气儿特别高，所有这些人凑到一块儿，都能够达成这样一个目的。有一场是周迅在加油站的时候，其实有些镜头根本拍不到王艳辉、王宝强，但是他们让人非常感动的，一直站在旁边，说“我们要让现场的空气都是一样的”。
我既不想把《李米的猜想》拍成简单的商业片，也不想把它拍成艺术电影，我只想拍成特别好看的电影，但在背后有强烈的表达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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