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谣二十年:

(本文首发于2020年11月12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邢人俨

2002年,野孩子乐队需要一些乐队的照片,在一个下午喊来安娜拍摄。 (安娜伊思·马田(Anais Martane)/图)

北京三里屯南街,短暂地存在过一家叫做“河”的酒吧。这个酒吧是野孩子乐队(以下简称“野孩子”)在2001年开的。主唱张佺小时候生活过的很多地方都有或大或小的河流,他觉得民间音乐也像是一条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河。

酒吧开业那天,“野孩子”唱了首《黄河谣》:“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月亮照在铁桥上,我就对着黄河唱……”

十九年后,在一档网络音乐综艺节目中,“野孩子”在酷炫的声光舞台上再次清唱起这首曾经摄人心魄的歌,并留下了一句“真正的民谣是流传,不是流行”。

刘烨妻子、摄影师安娜伊思·马田是那里的常客,在她的镜头里,酒吧门面低矮,搭着两块简单的中英文牌子,木门上会贴出要演出的信息。“野孩子”、张玮玮和郭龙、万晓利、小河等一批民谣歌手相逢于此。

民谣歌手周云蓬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河”更像一个符号,那时做乐队的,如果没上过“河”的舞台,都不好意思见人。万晓利和小河是那里的常客,每周三从天通苑出发坐很久的公交车到“河”唱歌。

1990年末,北京酒吧的普遍情形是,台上的人演唱,台下的人喝酒、摇骰子,甚至拿出钱来点歌,多是一些港台流行歌曲。音乐制作人臧鸿飞举过一个例子,有时演着演着,底下听歌的大哥可能从手包里掏出一千块钱,“来,给我唱一个《至少还有你》!”

“河”没有点歌业务,歌手可以唱自己的歌曲,观众不允许摇骰子,只能专心听歌、喝酒。

“演唱自由,演奏自由,观众也很自由。自由的反面其实也是无依无靠,没人管,或者因为没人管才自由。”周云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国内最早做蓝调音乐的杭天,曾多次经过三里屯南街,但一直没进去过,他认为方言民谣并不符合他理想中“鲍勃·迪伦式”民谣的标准。

21世纪初,广州空山乐队主唱蒋明去北京,特地去了“河”。酒吧里异常简陋,他坐在板凳上,冷风不时从木门的缝隙里吹进来。蒋明看着在狭窄舞台上演出的“野孩子”,恍然觉得一切都像某种隐喻——来自民间的歌手,在一座漏风的房子里唱着自己的歌,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2003年,“河”在SARS疫情期间关门。一年后,“野孩子”的重要成员小索离世,乐队不得不暂时解散。小索走后几天,大家做了一场演出,唱着小索的歌。安娜伊思为每个人拍照,结果拍的胶卷中有一半没有影像。安娜伊思说:小索,你是不是把这些人、这些照片都留给自己了?

最初的民谣歌手从此各奔东西,自谋出路。2011年6月,“河”成立十周年时,纪念演出选在了北京的麻雀瓦舍,几个月后重组的“野孩子”宣布回归。麻雀瓦舍于2015年停业,包括马頔、尧十三等人在内的一批80后民谣歌手都曾在此演出。

张佺写下了《河酒吧十年祭》:“从河酒吧创立到现在,十年已经过去,河水携带着种子默默流过干渴的河床,从不向高处。”

郭小寒参与了那次纪念活动的制作和策划,她与张玮玮一起梳理这段民谣历史时,逐渐意识到,这样一群人在“河”出现、以及他们未来的生活轨迹,对中国民谣的意义。

“民谣不是工业化的产物,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异乡人被音乐感召,来北京圆梦,从酒吧翻唱开始逐渐有了‘唱自己的歌’的意识。”郭小寒在《沙沙生长:中国当代民谣走唱录》里写道,“他们在城市角落里辗转流离,试图找到一个出口,然后河酒吧出现,让异乡人有了精神归宿和狂欢的地方,大家聚在一起,真切地表达着自己也体验着对方,生长出日后的无限可能。”

纪念演出后,郭小寒担任过“野孩子”、周云蓬、万晓利等人的经纪人,与他们一起巡演、走唱,被业内人士称为“民谣经纪人”。“沙沙生长”的灵感来自吴吞的《喀什的天空》,意为民谣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中国民谣是从校园到江湖再到互联网就是三个不同的介质,不同的场里面有不同的人,场景也在塑造他们的某种特质。”郭小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按照80后民谣歌手陈鸿宇的说法,如今豆瓣、网易云音乐、微博等网络社区也成了他们的“河”。

“就像孩子的纯真”

周云蓬坐在中央民族大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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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阿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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