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1-20 10:03:16 来源:南方周末
一天不读书,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说他睡不着,习惯使然。
8月底,他上省城南京开会,抱回一大堆书。其中一本小布什妹妹写的《我的父亲我的总统》,他几天就翻完了,感想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包括家庭这一细胞进化的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学习借鉴西方文化。”
自2001年起,江苏省每年8月底召开“领导干部学习会”,为全省厅局级干部发放图书,并成为惯例。张新实自当年起任宿迁市长,连续参加了8年的读书活动。
类似这样的读书活动,在各级政府频频涌现,或曰创建“学习型机关”,或曰培养“书香干部”。比如上海,甚至将读书纳入创建“学习型机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细致到规定每个机关成员每年至少读6到12本书,每周阅读时间为7-10.5小时——这个数字接近发达国家城市的阅读水平。
读书,并不仅仅是官员个人的事情,而成为一项组织任务、政治要求。整个单位、整个级别的“成建制”阅读,可能是中国等仅有的几个国家才有的现象,本质上体现了执政党试图统率官员个人思想的一种努力。
而发轫于延安时期的这种传统悠久、成建制的读书运动,面对当下新的政治治理的现实挑战时,在悄然发生变化。
本领恐慌
集体读书,目的在于“统一思想”。马列经典一直是执政党读书工程的主轴,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中央党校供干部学员居住的招待所,每个房间都有四个大部头,分别是马恩全集、毛选、邓选和江选。
但是在各级非常正式的官方荐书活动中,书目已不限于此类经典,开始着眼于知识经济、全球化及现实矛盾的挑战。
中央党校一位资深教授表示,官员理论学得再好,最终还得看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要有本领”。这与毛泽东那句著名的关于“本领恐慌”的论述相似:“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
此点已成为众多官员的共识。
时任外交部党委书记的唐家璇说:“读书不是外交官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外交事业的发展。孤陋寡闻、知识贫乏,就不能当好外交官!”
目前,一套由“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编撰的“全国干部培训教材”,已经出版四五十万套,主要针对县处级以上官员,涵盖了宪法、人权、公共危机管理、公共财政、社会保障、企业管理、外国历史艺术等方方面面。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重量级的省部级官员频频公开荐书,比如汪洋推荐《世界是平的》、卫留成推荐《致加西亚的信》、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推荐《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由地方行为而成为社会焦点。
此类荐书,更多指向提高干部能力。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说,基本都是“体现时代的变化、知识的更新,以及实战经验的书”。
在“孟连事件”后,云南省五百四十多名党政“一把手”,分批聚集在滇池岸边的省委党校,反思孟连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研讨班的组织者向官员们提供的学习资料是: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一册《党的领导人论群众路线》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司马迁的《陈涉世家》、贾谊的《过秦论》,此举旨在以历史悲剧阐释“失人心者失天下”的规律。
自选动作
集中读书的一个关键节点是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设“学习型社会”,自此,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化,而中央与地方党政机关则纷纷提出建设“学习型机关”。
“荐书与官员本身的的修养、风格有关。”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认为,当下各地方和各部门荐书,多属于官员的“自选动作”。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明显的变化。在此之前,荐书的主角,是作为全民精神导师的毛泽东。
比较有影响的是 1958年,毛泽东在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除了令各省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外,当时党内地位最高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到地方组建读书小组。
而现在,除了既有的“规定动作”外,上至政治局委员,下至县级干部,都可以公开荐书。
“过去的领导干部比较谨慎,地方官员公开荐书有些犯忌,现在的执政党,要严肃,但也要活泼。”叶笃初说,中央领导则要更为谨慎,“这个党太大”。
叶笃初亦指出,荐书应更多体现上下互动。除了领导荐书,也应该有自下而上的推荐,“没有谁哪方面都很擅长”。
事实上,自下而上的荐书渠道亦存在。
作为中南海的智囊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还会定期以书面形式向领导人推荐书讯,均是研究员看完书之后的概括总结,“不会改变原意”。“现在有一个取向,要有全球眼光才行,甚至于我们过去是禁区的一些东西,也不忌讳。这是30年来最大的变化。”叶笃初说,他完全不担心会造成党内的思想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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