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04 08:28:40 来源:南方周末
孤儿程香红看着姐姐程梅在照顾小孩，程香红是几天前就被温总理探望过的孩子之一。集中办学和孤儿院模式效果不彰，分散领养助养现实碰壁
救助资源分配不均，滋生“产业化”和“麦当劳化”风险
心理救助严重不足，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发展问题亟需重视
出局的，坚守的
2003年，中原地区庞大的艾滋孤儿群体始进入公众视野，伴随着媒体的聚焦，各种救助组织雨后春笋般涌现。
五年的救助实践表明，不少当年一度火热的救助模式，难以长期维继，有些已悄然出局。
“我最遗憾的是被迫放弃了艾滋孤儿一线救助工作。”11月25日，曾经的东珍艾滋孤儿项目负责人李丹对本报记者说，“很多人都知道我多次被打的经历。”
东珍孤儿学校2003年底在一个寺庙里起步，李丹带领几个大学生志愿者集中收养了二十多个孤儿，每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彼时一起出现的还包括“关爱之家”“阳光家园”等孤儿集中救助机构。然而在短暂的热闹后，东珍即面临困顿。因达不到政府教育部门规定的办学条件，一度关门，后整顿又开，支撑一年多后终于2004年被取缔。
相关人士认为，东珍项目在经历了财务危机、内部矛盾分化的动荡后，过于理想主义不够务实以及与政府关系处理不当的弊病导致了救助危机。
学校解散后，当年20个孤儿被并入了政府公办性质的“阳光家园”孤儿院，而东珍项目也被迫转为吸收外界捐款由志愿者到孤儿家庭发放学费的模式。
多位从事艾滋救助事业人士认为，在疫区建立特别为艾滋遗孤而设的学校或孤儿院模式效果并不理想。一则建院办校耗费时日，孩子等不了，而办学需要经验。“凭什么自信自己提供的教育质量有望超过现有的学校教育体系？”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说，“如办得不专业反而害了孩子。”
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一直竭力反对此种模式，她认为，孩子在这样封闭式、特殊的环境下成长，形同“监狱”，孩子容易在那里分帮分派，称兄道弟，不能完成社会化的过程，长大后难以融入社会，甚至会产生种种精神心理问题。即使孩子没有产生问题，“孤儿院长大”的标签容易被人歧视，造成难以磨灭的烙印。
而11月29日，高耀洁亦坦诚地对本报记者说，“当年我提出的分散领养或助养模式，现在回头看也不现实”，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艾滋疫情的敏感性，根本不可能把数以千计的孩子们带离他们的所在地或将他们的身份公开。即使可以，在缺乏民政部门和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不可能找到众多领养家庭，找到了也不可能定期做家访跟进孩子的生活，“孩子会面临被虐待，甚至被卖掉的威胁，孩子被领养后生活也很难得到稳定的保障。”
相形之下，高耀洁觉得，杜聪领导下的智行基金会模式相对可行，并经得起实践的严酷检验，“让孩子留在原居地可能确实是比较好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香港智行基金会救助的艾滋孤儿和孩子已达8000之巨，分布在河南、安徽、山东、广东、广西、云南6省份，这个数字还在日益增加。但相对于50万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整体，他说自己只做了1.6%的工作。
11月30日，卫生部通报，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这其中可能有44万人不知晓自己已经被感染。这也意味着更多的艾滋孤儿仍未被发现。
面对如此庞大急需救助的艾滋孤儿，杜聪坚持的原则是，在最短时间内救助最多的孩子，并能长期持续。这个冷静理性的银行家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也是他认为最稳妥可行、在短时间内大量铺开的方法：先定下客观和科学的标准，以村为单位，一个村一个村地摸底，量力而行地助学。在原居地资助就学，艾滋孤儿和一般孩子一起受教育，心态更平衡，有社会化锻炼，将来更容易融入社会。
杜聪摈弃了自己办学模式而是整合现有的学校资源设立了虚拟的助学网络体系，省却建院办校的费时费力同时，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在一些因孩子交不起学费而出现大规模退学的村落，不少学校由于学生人数大减而濒临破产，助学解决了学校的经济困难，这也为其获得地方政府支持提供了可能。
为避免孩子之间为了争取有限的受助名额而斗穷斗惨斗可怜，甚至从小养成乞丐心态，没有尊严，杜聪提前打预防针让他们宽心，“名额不设上限，凡符合救助条件的人都能得到救助。”
迄今，智行模式已经持续十年，8000名孤儿受其资助，在各色慈善组织风云流散的日子里，智行的身影不仅仍在，规模仍在不断扩大，刚新设了云南办公室，救助之手又向偏僻的西部边远地区延伸，那里吸毒导致的艾滋感染日益加剧。
当下的困境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智行筹款难度加剧，杜聪焦虑增加，“毕竟靠我个人力量有限。”
王梅三姐妹走在乡间的路上，妈妈和姥姥都感染艾滋病。 本报记者翁洹/图
孤儿程香红看着姐姐程梅在照顾小孩，程香红是几天前就被温总理探望过的孩子之一。 本报记者翁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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