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广州 2008-12-04 08:35:22 来源:南方周末
即使在医院，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也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国为艾滋病人提供“四免一关怀”，病人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可以被有效控制。但夺去他们生命的却可能是其他病痛——即使是一个常规小手术，也会遭到绝大多数医院的拖延或拒绝
年过30岁的黎家明人生有两个转折点，一是7年前感染艾滋，二是3年前患上双侧股骨头坏死。
从公开的文献看，双侧股骨头坏死应该是常见病，一般采用手术治疗，治愈率达93.8%，治疗时间不超过1年半。不过，黎家明熬了3年多，却找不到动手术的医院和医生。
“我可能会死于非艾滋病。”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他平静地对记者说。
从发现感染艾滋伊始，黎家明就发现：“很多病友饱受痛苦，因为一个很小的常规手术辗转多个城市，多个医生，得不到治疗。”
4年前，他有一次病危住院，同病房的一个病友住了两个月，找不到医生动手术。那人每天挂着输液瓶，嘴里不停地唠叨：“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
黎家明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确诊双侧股骨头坏死之后，医生建议动手术。黎家明不敢说明自己是艾滋感染者，偷偷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动手术？”
“能。”
“我有其他病，乙肝，已经控制住了。”
“那没问题。”
“我还有其他病呢？”
“什么病？”
“艾滋病。”
“我们没有先例，做不了。”
其实黎家明没患乙肝，乙肝病毒传染性要强于艾滋，但没那么致命。“我打电话就是想知道，医生为什么会拒绝？”
现在，股骨头坏死的疼痛要远远大于艾滋病。黎家明没法弯腰，只能靠不断甩腿穿鞋。晚上睡觉，他连盖在身上的毛毯都没法挪动。骨头疼起来时，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
唯有等待
“我还可以等，那其他病友呢？”黎家明说。一些艾滋患者会因此错过手术最佳时机。
2005年4月，37岁的李雪意外怀孕，到医院做引产手术，当时她已有一个小孩。这时候她和丈夫被测出感染艾滋。
这对李雪来说毫无征兆。院方找她谈话，要转院治疗。她糊里糊涂办完手续之后，传染病定点医院却还没准备好接收手续。就这样，她被这家三级甲等医院“赶”了出来。
夫妻俩到区、市卫生部门上访，甚至给当时的上海市长写信，都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他们不得不转到外地求医。南京一家医院有过相同病例，愿意接收李雪。
这段日子是一场噩梦。住院时，李雪不敢拉开窗帘，连走廊都不愿去，一直躲在病房里。她不敢告诉任何亲人，只能和爱人互相鼓励。当压力太大时，夫妻俩抱在一起，嚎啕大哭。“死亡并不可怕，但凭什么把我们当牛鬼蛇神对待！”她回忆说。
7个月过去了。上海相关部门给她来电，说可以为她接生。“原本想引产，就这样被拖成了接生。”她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回到上海的最初一个月，她失忆了，大小便失禁。“后来家人告诉我：你傻了，连自己爱人、孩子的名字都不记得，天天躲在家里。”她担心是药物副作用，医生说这应该是精神刺激太大的缘故。
这场遭遇不堪回首。“如果再要动什么手术，要再领教这些医院的歧视，我宁可选择等死。”她说。
刘杰是服务艾滋患者的NGO“爱之关怀”一名南宁工作人员。从他与艾滋患者的接触中发现，这是普遍现象。
今年初，“爱之关怀”开通了服务热线。一开始电话不多，但关于看病难题的投诉，他已接到了10至15例。“医院不会直接拒绝，而是说，你是艾滋病人，我先提高你的免疫力再说。然后一直拖。一般要等到行政干预，或者媒体介入之后才行。”他说。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这难题已存在多年。在防艾和关艾宣传多年之后，艾滋病人仍然像瘟疫患者一样被避之唯恐不及。
2006年初颁布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推诿或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不过，没有具体实施细则。
一些艾滋感染者的求医经历一度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舆论表达了深切关注。但艾滋维权人士的鼓与呼，却没能改变现状。
去年，一个化名“奇奇”的5岁艾滋男孩再度引起了社会关注。他因食道堵塞急需救治，却被湖南多家大中型医院拒绝，直至到广州儿童医院。
虽然后来儿童医院认为院方一直在为奇奇诊疗，但许多艾滋维权人士更愿意理解为是舆论压力使然。随后奇奇得到了专家会诊，独立病房和医疗器械，病情得到控制。“‘奇奇’闹得那么大，但现在还不是一样？”广州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传染科医生说。
12月1日，就在记者采访进行之时，“爱之关怀”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告知一直协助治疗的2岁孤儿圆圆又被南宁一家大型医院拒之门外。
圆圆的右手臂有一块四五厘米见方的溃疡伤口，门诊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但在住院3天后，住院医生却告诉刘杰，医院没有相关医疗条件。“医生说，国家没有拨款保证职业暴露的风险，他们不敢贸然接收。”刘杰说。“圆圆的溃疡还在扩散，甚至会到骨头里面去，可能会截肢的。”刘杰继续说。
现在刘杰不知道该怎么办，除了与病友互相鼓励之外，惟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
我要打分:
0/5 (共0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