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十大作品
2008-12-10 16:26:46 来源:南方周末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1978年5月11日）
文章引发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潮的束缚，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随想录》（巴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巴金在“文革”浩劫后的反思，为我们留下了《随想录》这部遗产，以及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未了心愿。老人直面自己曾经出现的人格扭曲，以残朽之生命，坚持反思“文革”，为我们留下了宝贵遗言：“讲真话”，体现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这使他受到格外的敬重。老人的勇敢，表明我们这个民族的良知未泯。然而，底线伦理竟成为极度稀缺的道德资源，未尝不是可悲之处。
《美的历程》（李泽厚，文物出版社，1981）
以实践哲学为基础，以黑格尔的“三段论”式为叙述方式，融合“有意味的形式”和“集体无意识”等现代西方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古典文艺进行宏观描述和美学评论，重在艺术形式与风格的历史/心理内涵。尽管该书受到一些专门史家的挑剔，但在1980年代初的背景下，该书因其自觉告别了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论的解释模式、重建古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具有广泛的思想文化意义，在当代美学中影响深远。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周扬，《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什么又是检验实践的标准？党内一些理论家提出，是人。周扬的这篇报告吸纳了这样的观点，重提“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应当受到重视”。周扬把“文革”的历史教训和对自己前半生的忏悔变成了勇敢的探索，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历史责任。
《走向未来丛书》（金观涛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988）
《走向未来丛书》的主持者多为中国科学院从事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研究的人员，“科学方法”是丛书高扬的旗帜，流风所被，称引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伦）成为时髦。它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代青年人生起点的教科书，为热情求知的人打开了观察世界、了解历史的窗户。对于精神饥饿、食欲旺盛的年轻人，这是一道及时的、营养丰富的大餐；那时的学生几乎身无分文，但他们很富有，因为他们拥有未来。
《庐山会议实录》（李锐，湖南教育出版社、北京春秋出版社联合出版，198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增订版）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次会议的结果，终于导致“文革”浩劫的到来。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就是对于这一事件最真实的记录。李锐最初参与起草会议文件。批判彭德怀以后，他作为被整治者，曾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两次常委会，作了详细记录。这本书包含了他对这段历史深刻的反思，不但为后世史家提供了一份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现场见证，可以列入二十世纪世界史学名著之林，而且对于当代政治体制改革也极有启发。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1992）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深刻阐发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效地扼制了一度滋生蔓延的“左”的思潮，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汪晖，《天涯》，1997.5）
此文及其系列文章，显示了在历史脉络中总结和思考社会保护运动的理论自觉，不仅指出社会保护运动是以社会公正和平等为诉求的公众民主参与，而且指出这一运动延续了晚清以来“反现代的现代性”的知识传统。这些看法引发了激烈而长久的争论。通过这些思想对话和辩论，批判的知识群体构成了社会保护运动的重要部分。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刘军宁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4月）
这本出版于北京大学创办百周年之际的书，把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久违了的一种思想资源——自由主义——重新提了出来。本书指出，在人类值得追求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重要、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道出了一个最起码然而往往被遮蔽的真理。
《问题与主义》（秦晖，长春出版社，1999）
秦晖在左右之争中，提出了“共同的底线”说，他认为，中国现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国家福利太多，因此我们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国家福利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国家福利。转型时期要掌握好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左”“右”互补；右派为自由要限权，左派要福利可问责。他认为，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强调“群己权界”。群域讲民主，私域讲自由。很难划分是群域还是已域的模糊区域，让大家定期重新选择。这些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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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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