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全球化的金融市场需要全球化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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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国际金融体系存活，国际监管必须加强，但监管应该保持在力度最小又刚好能维持稳定的程度。

我们正处于20世纪30年代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最突出的特征是：它不是由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提升油价这样的外部振荡引起，而是由金融系统本身所引起。

这个事实，即一个天生的系统瑕疵，与另一个广为接受的理论相悖：金融市场趋向于平衡，任何背离都产生于随机，或者发轫于市场难以调节的突发外部状况。当今的市场监管基于这一理论，但是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和波及力证明这一理论存在基本面上的错误。

我采取了另一套理论，证明金融市场并不能精确反映潜在状况。相反，他们提供的图景经常是偏颇或扭曲的。最重要的是，市场参与者们的这些扭曲观点和对于市场价格的表达，在某些状况下，影响了市场价格应当反映的“基本面”。

我把这称作市场价格和潜在现实“自反性”之间的双路循环连接。我认为，金融市场经常存在自反性，有些时候它们可能非常偏离所谓的平衡。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很容易产生价格泡沫。

现在的经济危机产生于次贷危机。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充当了一回炸弹，引爆了一个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更大的泡沫，那是当市场原教旨主义成为统治教义的时代。这种教义引发了放松市场管制、全球化，以及基于“市场会自发趋向平衡”这种错误假想上的金融创新。

房地产这张牌已经打不出去。随着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倒台，更多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金融系统心跳骤停。随后又立即被施以人工呼吸：发达国家的权威们有效地保证了一点，即不会让重要的金融机构倒闭。

但是全球金融系统外围的国家不能提供同等可信的保证。这极大加速了发生在东欧、亚洲和拉美国家的资本逃逸。所有对美元的货币都走弱，包括日元。商品价格掉得像一块儿陨石，新兴市场利率急速飙升。

拯救国际金融体系的步伐仍在进行中。即使获得成功，消费者、投资者以及整个商业都正在经历一场伤痛，这种痛楚至今还没有完全显现。更深度的衰退不可避免，萧条的可能性仍不能消除。

那么要怎么做？

因为金融市场容易产生资产泡沫，监管者们必须负起责任，阻止它们变大。直到现在，金融权威们已经明确放弃了这种责任。

当然，不可能完全阻止泡沫形成。但是还是有可能把它们纳入一个可控的界限。

做到这点不仅仅是靠控制货币供应。监管者必须考虑到信贷条件，因为货币和信贷不总是同步。用区别于货币的方法来控制信贷，额外的工具必须采用或更准确地说，恢复采用，自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它们开始被使用。我提到的是不断变化的保证金要求，以及最小额的银行资本要求。

要想凭今天的复杂金融工程学来核算保证金和成本需求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新金融产品必须经过注册，在售卖之前经合适的部门核准。

违背市场情绪的任何措施需要严密的判断。因为监管者也是人，他们也可能把事情搞错。他们有优势，可以从市场得到反馈，从而可以改正错误。如果保证金和最低资本要求的收紧不能缩小泡沫，监管者就得再多收紧一些。但这个过程并不简单，因为市场本身就会犯错。所以找寻最合适的平衡是一个在不断试验和错误过程中永不停歇的过程。

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之间猫和老鼠的游戏已经进行。但它的本质还没被阐明。

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美联储前主席，是一个习惯用用暧昧含混方式说话的操纵大师，但他从不阐明他要做什么。他假装他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这就是为什么资产泡沫在他的任期可以增长到如此巨大。

因为金融市场是全球性质，所以监管的范畴也必须国际化。在现在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个新使命：保护风暴效应由中心地带，也就是美国，波及到的那些外围国家不受影响。

美国消费者不再可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避免全球萧条，其它国家必须刺激国内经济。但如果没有大量出超，这些外围国家没有任何采取反周期政策的砝码。这就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找到方法，补贴那些反周期财政赤字。一方面，这可以通过上市主权财富基金，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开放特别提款权。这样，富国可以补贴它们自己的财政赤字，同时又可以补贴一些给穷国。

为了使国际金融体系存活，国际监管必须加强，但也要小心过度监管。市场不完美，但监管可能存在更多问题。监管者是人类；他们也会官僚化，也会屈服于政治影响。监管应该保持在一个合适的程度：即力度最小又刚好能维持稳定。

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