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中美经济学家建言危机下的全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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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全球三角债，发生在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些经济体中
●一个家庭出了事怎么处理？三招：借新还旧、节衣缩食、卖点家产还钱
●中国：请刺激内需；美国：请停止鞭打中国
●中国刺激了经济，给中国什么回报？这是一个交易
●金融危机短期看是银行信用问题，长期看是货币的问题
●1944年，世界错过了重构货币体系的机会，现在，世界如何选择最智慧的方案
●也许今天应对金融风暴之时，就种下了下一次金融风暴的种子
●全球面临百年一遇的机会，建立一个更好的国际金融体系，如果错过，将是世界的遗憾

难兄难弟，经济危机之中的美国与中国常被如此调侃。而上周首次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则用了一个更为漂亮的成语：同舟共济。

在全球经济依然深陷危机之时，奥巴马新政府首位访华高官奠定的基调，正是许多经济学家期待的方向。2月23日，九位中美经济学家齐聚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求解金融危机，建言全球合作。本报记者择要录之，以飨读者。

此前一日，希拉里在离开中国的时刻告诉媒体“好在我们步调一致，正在划向彼岸”。

全球版三角债

肖耿（清华-布鲁金斯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三角债在中国曾经发生过，现在是一个全球版本。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全球三角债，发生在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些经济体中。

三角债是一个什么概念？在现代市场经济里面，如果你欠了债，就必须还，还不起就得破产，破产就得清算你的资产，清算完以后有些人就会倒霉，因为借款给这个企业却收不回来要承担损失。同时，破产之后你就退出经济舞台，但是新的投资者可以进来购买破产企业的资产，这就是重新洗牌，经济重新恢复。

但是在这次金融风暴中，这个市场经济自然的调整过程无法实行。有一些巨大的企业，比如说花旗银行，如果破产的话，全球金融体系将崩溃。所以不能让它们破产，它们的债务没有得到最终的清算，没有得到清算，这个债务就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者不敢投资，企业不敢生产，新的经济秩序难以恢复。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我把美国比喻为一个家庭，有微弱的收入，同时大量借钱炒股票，现在输了怎么办？用不着寻找经济学分析框架来解答，答案大家都很清楚，第一，输了要还钱，借新还旧。第二，节衣缩食，过日子不能像原来大手大脚。第三，外面压力很大，怎么办？家里可能有个古董，有幅名画，卖了还钱吧。

家是这样，国家也一样。发端于美国的这场危机的根源，是目前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无法支撑其2003-2007年的经济高增长，就是说泡沫破了。现在美国企业大量输了，如果全部要破产，我同意这不可行，只能用渐进改革的方法慢慢消化泡沫，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破产。

在我看来，不要不断发赤字举债了，能不能让世界其他地方拿了外汇储备的人，一起跟你进去注资，给人家一定的股份，保证人家有好的回报？同时，你那么缺钱，可你有8000吨黄金，能不能卖一些？高科技、技术，出口一些，卖一些还钱不好吗？借新还旧、节衣缩食、卖点家产，像处理一个出事的家庭一样处理国家的危机。如果一点都不破产，不接受代价，不付出成本，只拼命靠发债来救，恰恰会造成以后的全球金融系统风险。

■声音
积极财政呼唤固定汇率
怎样应对经济衰退？降息是有限的，幸好还有财政政策。
中国有一个四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我觉得这个数字更大一点更好。中国良好的财政状况，使中国可能比其他国家更有条件运用财政扩张刺激。
如 果用蒙代尔的模型来计算，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更有效。1997年朱镕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理论。那时候中国没有让人民币贬值，而 是保持稳定，并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财务扩张行动。通过使用新的工具，比如发行债券，以及设立发展银行等来筹集资金，刺激经济，中国不仅在危机之后迅速恢 复，而且为帮助世界其他国家作出了贡献。
——罗纳德·麦金农：斯坦福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

罗纳德·麦金农（斯坦福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1990年代中国的国有银行有很严重的债务问题，后来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来解决坏债，解开三角债的链条。现在美国的债务也比较严重，美国要做什么呢？大家看到，美国银行业的股票剧跌，普通股的持有者纷纷抛售，花旗、美洲银行的股价都跌到零了。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美国银行将被国有化，虽然政府不愿意这样做，但股市会施加压力使得政府不得不做。我们必须要根除这种关联的债务，也就是三角债，也许美国应该学习中国的方式。

中美互助组

罗纳德·麦金农：美国不断说要刺激经济，但实际上美国没有能力刺激经济。中国却可以做到。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财政收入大量增加，银行呆坏账从1997年占财政收入的近一半降低到现在的6%，银行与企业、个人的财力也都大大增加。中国完全有能力减免税收、加大财政支出并刺激消费。

如果中国刺激了经济，要给中国什么回报？这就是一个交易。我们的国务卿希拉里正在访华，当然她会广泛谈论许多话题。不过就我来说，我希望中国应该进行越来越大的财务扩张，然后相应地美国应该承诺不再压迫人民币升值，最好稳定到现在的6.85人民币换一美元。

向松祚（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扩大内需，对世界是巨大的贡献，但是美国必须停止鞭打中国。美国非常担心中国是不是会抛售美国国债，温家宝总理访美时，被记者提问了七次。所以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可以承诺不抛售国债，甚至适当增加购买，但是第一，美国应确保不再鞭打中国，不要迫使中国调整汇率。第二，美国必须要改变保护主义的策略，第三，要允许中国资金购买高科技的产品和技术。美国要拿出真实财富来换取中国的财富，过去我们把真实的产品卖给美国，却只换来一些纸，现在美国必须要拿出真的东西。

俞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这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我提出一个说法，叫债转股。这既缓解了今后持有债权的后顾之忧，又在短期内帮助美国稳定它的银行系统，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也向全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但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包括不要再纠缠汇率问题。另一个就是双边会谈，其他的许多问题都需要双边会谈来解决。

陈兴动（法国巴黎银行亚洲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毫无疑问，中国采取了不断加码的财政扩张政策。中国去年预算赤字是2300亿，执行结果是2100亿。今年的预算赤字约9500亿元人民币，是去年的4倍多，而且还可根据情况继续增加。灵活的财政政策将尽可能地平衡外贸部分的压力。

关于汇率问题，过去15年里在国际上做路演时，我始终告诉客户，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前，这始终是一个中心课题，但是不要抱有幻想。人民币应不应该可兑换不是关键，关键是人民币可不可以。

其实可以通过内部改革来缓解压力。如果改革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如果能节能减排减少环境污染，出口的商品就不会像现在卖的这么便宜，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至少相当于升值40%-50%。人民币与美元之间所谓的低估成分将大大降低。

如果能缓解这种内在的升值压力，理顺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加上财政政策的良好结合，中国今年保八就有希望。

张礼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政策方面，中国应该做什么？

第一，坚定不移地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为出口今年的形势很严峻，所以能不能保八，扩大内需是关键，扩大内需就依靠财政政策。当然，一定要注意长远的结构性影响，要避免过多的财政投资投向基础设施，要更多地投向社会保障、医疗，包括金融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现在通货膨胀率很低，是一个理顺要素价格的好时机，要通过这样的财政投入，来促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第二，在金融危机时期，人民币应该保持汇率稳定，既不升值也不贬值。不升值有助于经济复苏，不贬值有助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在经济走向恢复的时候，人民币要继续它逐步升值的路径。

美国应该做什么？要改革金融体系，加强监管。要放弃意识形态偏见，消除对华贸易限制，特别是对华高科技出口的限制。同时，不应该无限制地扩大财政支出，保持美元稳定。并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注意：下一个危机

俞乔：看着吧，金融危机怎么解决，最后就是发债，各主权国家发货币来冲销债务。如此一来，长期来看，美元将会弱化，全球通胀可能发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资产只有6000多亿，短短几个月之内，它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现在是2.3万亿了。

这次金融危机在短期要解决的是银行信用问题。但长期看，将是货币的问题。

夏斌：如果中国央行、欧洲央行想危及全球，有这个本事吗？没有。因为国际货币结算65%是美元。这次危机主观上是美国政府决策失误，对全球化没有做好准备，客观上却是国际货币制度本身给美国造成危机制造了可能性。虽然知道建立防御机制很难，但今后还是要建立防御机制，要提出对美元经常项目赤字占美国GDP的比例有一个约束。这个比例现在是6%，如果能够约束到2%、3%，世界就相对太平了。

张燕生（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时，有两个方案，英国的凯恩斯方案和美国的怀特方案。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直到演变成今天的危机。那时候是重构国际货币体系最好的时机，世界没有做到，那么今天，世界如何选择最有智慧的方案？

肖耿：中国和日本都是高储蓄率国家，与美国经济非常互补。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把不平衡变成合作。美日中三方应该在下一次伦敦G20峰会上，达成一个共同的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策略。

我建议美日中三方，应该建立一个紧急的货币稳定机制，就是美元、人民币、日元三边的货币挂钩稳定机制。在危机下，全球的一个共同策略，应该是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和不确定。

第二，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中央银行联盟，包括美联储、中国央行和日本央行，最好欧洲央行也加入。现在的全球化已经达到很高程度，货币政策已经不再只跟每个国家自己有关，美元、人民币、欧元、日元之间越来越相互影响。现在正是时候建立这种货币互换机制和成立一个大的国际储备基金，以便成为全球的重要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

这个全球中央银行联盟，要引导全球宏观经济的的一致性和互相协调，也要监督金融交易的数据与市场变化，另外就是金融机构的监管与危机时的处理。

金融危机不是发生一次以后就不发生了，过去几百年市场经济历史告诉我们，它一定会再发生的。很可能我们今天应对金融风暴的时候，就种下了下一次金融风暴的种子，比如现在美联储零利率，还大发货币。所以必须要为下一次的危机，建立一些防范机制。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百年一遇的机会，来建设一个更好的国际金融体系，如果错过，将是世界的遗憾。

（本报记者肖华编辑整理，未经发言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