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我看电视》，陪我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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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大裤衩”的配楼着火的时候，王可然正在给合作伙伴打电话，商量《陪我看电视》巡演的事情，通话中断了一会，再接通的时候，王可然沮丧地告诉对方，不用商量了，演不了了。合作伙伴以为他在开玩笑，其实他已经流下了眼泪。

3月8日，在杭州红星剧场，看了3个小时的戏，观众没有匆匆散场，或者在座位上驻足，或者涌向台口。《陪我看电视》完成了它的第29场，也许是本年度的最后一场演出。

3月17日下午5点，中国票务在线的客服通知买次日《陪我看电视》首演票的观众，因为场地原因，北京的12场演出取消。失火之后，王可然曾设法联系北京其他剧院，只有保利剧院有5场左右的空档，其他剧院全年的档期都排满了。

从2007年7月，作为策划人和制作人，王可然已经为央视华汇时代剧场的开幕大戏《陪我看电视》工作了近一年半的时间，离公演还有36天的时候，毗邻剧场的楼烧了，虽然剧场完好无损，但按照经验，公演已不可能举行。

在建筑功能上，与剧场毗邻的北配楼起配重的作用。从实用的角度，它是央视新大楼向公众开放的部分。而能容纳一千五百名观众的“华汇”，将是一个灵活多变的剧场空间。座椅安装在特制的台车上，可以任意移动。从剧院正门到舞台后门可以打通，使秀场和露天的城市融为一体。

王可然的梦想，是在这个大胆的舞台上制作一台LV式的舞台剧：“LV是少数人能拥有但大多数人都想要的。十个人里可能只有两个不要，一个是有个性，另一个要PRADA。”

然而现在，斥资一千多万打造的“LV式舞台剧”，留有几百万的亏空，等待北京票房回笼。一场大火，却让这台为开幕而做的大戏，无幕可开，在全国各地巡回29场之后，仍旧回不了主场。

记者曾试图就《陪我看电视》联系华汇时代剧院的经理郝丽娟，郝经理委婉拒绝了采访。作为剧场经理、TVCC员工、《陪我看电视》的制作总监，郝丽娟是整件事情里的关键人物。当记者要求把从其他消息渠道得到的信息向她求证时，再次被她礼貌拒绝。

《陪我看电视》
这是一台9英寸牡丹牌黑白电视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迁徙的历史。
1982年，它在剧团演员小李和小芬的家里落户，女主人小芬为它取名小宝。全团人都到小李家看 《大西洋底来的人》。信号不好，人们轮流在房顶上晃天线，把女排决赛看完。
1986年，小李把小宝淘汰给黄土塬上的老张和张嫂。在城里风光不再的小宝，在张家的拉面馆里成为食客瞩目的焦点。好景不长，另一家饭馆置办了彩电，顾客都跑了。张嫂把2500块钱积蓄给老张，让他进城买面粉加工机，以图东山再起。钱被缝进裤衩，还是被城里人看了出来。城里人自称有彩电票，他出票，老张出钱，2200元把电视买下来，一转手就能卖3300。老张的2200块钱被他麻利地骗走，留老张一个人在彩电销售点外头傻等，眼见人们进进出出，为买到彩电沾沾自喜，一对老夫妻则哭天抢地，他们买彩电的钱差300，儿子结婚就等彩电，没彩电，媳妇不进门。老张犹豫再三，把剩下的300块钱掏出去，换回一碗据说乾隆年间的老汤。张嫂等了两天面粉加工机，等回来一碗汤，大怒，把汤倒在地上。地上长出蘑菇，蘑菇煮的汤味美无比，张家拉面铺食客云集，蘑菇被加工成老张牌十三香。老张和张嫂发了财。
1993年，身穿貂皮大衣，足蹬高筒皮靴的张嫂把小宝扔到流浪汉栖身的废品收购站。
1997年，小宝从废品收购站来到深圳的打工妹宿舍。女工小美想回老家盖房、结婚、生娃娃，小宝是在城里收废品的情郎送给她的礼物。收工之后，小美抱着膝盖坐在床铺上，看电视里的张雨生唱《我的未来不是梦》。老板的儿子频频向小美表示好感，小美不为所动。情郎却来信说，他要跟村长的女儿结婚了。
2000年，小宝是地产女强人索非亚·刘家里的一件摆设。在各个楼盘造地中海、塞纳河的索非亚·刘就是当年的小美。她跟老板的儿子结了婚，接下了老板的产业，老板的儿子被称作查理先生，在家吃软饭。
查理先生把小宝送到夜店“极度空虚”，把它和酒器一起陈列在吧台上。前几幕出现的人物在“极度空虚”相遇了。通俗文化没有庸俗文化很多

《陪我看电视》最初的名字叫《光芒》。

2007年7月，华汇时代剧院及其上级单位央视电视文化中心有限公司（TVCC）要为即将竣工的华汇剧院组织一次庆典活动。当时有三个选择：舞台剧、综艺晚会，投资三四千万元人民币，请李安或林兆华执导一台音乐剧。

晚会虽然是央视多年的“拳头产品”，但其传统的样式也跟立意于“国际化”、“时尚化”，意在成为“央视新名片”的时代华汇剧场有一定的距离。音乐剧在国内尚无成功范例，创作者实力和市场前景都不明朗。

几番比较，TVCC总经理徐威和华汇剧场经理郝丽娟采纳了舞台剧方案，并为舞台剧定下了“光芒”的基调。除了华汇剧院的开幕大戏，它还将成为“中国电视五十年”和“中央电视台建台五十周年”的献礼之作，将由两到三位央视著名主持人参演。舞台剧方案的提出者王可然被选做《光芒》的策划人和制作人。

王可然生于1970年,先后就读上海戏剧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

尽管是戏剧科班出身，王可然对戏剧的创作流程和票房推广并没有太多经验，他的创作动力是作为一个观众多年沮丧的剧场经验，“我老觉得自己特别没有文化，看徐晓钟的戏和任鸣的戏都会睡着。孟京辉的每个作品我都看，但我觉得他的东西形式感太强，表达的是个人化的情感，普通观众会有观赏压力”。

“中国现在不缺高雅文化的追逐，也不缺古董文化的追逐，中国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通俗文化，庸俗文化倒是很多。我们要做的东西，是给中国有消费能力和文化消费意愿的人看的。”王可然对南方周末记者阐释自己当初的策划方案时说。

王可然特别留意这样的数字：2007年和2008年，中国电影票房连续两年保持26%以上的全球最快增长速度，电影的产值在2008年第一次进入全球前十名。而他能眼见的事实是：在戏剧舞台上，北京产的“麻花”贺岁系列和上海造的古装喜剧《武林外传》票房火爆。

看完《武林外传》之后，王可然沮丧和兴奋参半。沮丧是因为在他的审美谱系里，“不能传递普适价值，不能感动人”的作品没有太大的价值。兴奋的是不管戏可不可口，已经有大批的观众愿意走进剧场。

“1949年之后，我们国家的剧场传统被抽掉了，戏剧被国家养起来，抽掉了对它的生存最有价值的压力。”从对中国戏剧的不满出发，王可然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一出什么样的戏。

2006年，王可然第一次看到赖声川二十年前创作的《暗恋桃花源》，觉得它满足了自己以往在剧场里的所有缺憾。

《光芒》or《光年》

2007年11月，赖声川和TVCC签订了合作协议，成为央视大戏明星创作团队的队长。不过他旗下的队员不再是表演工作坊的老搭档，而是一些名单迟迟定不下来的两岸三地的“一线明星”。

王可然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是一次成功的市场拓荒，他尤其看重北京、上海、深圳之外，没有戏剧观演习惯的城市的市场反应。为此，戏要有足够的卖相吸引演出商和赞助商。大制作、打明星牌是一种不得不为的市场策略。

整部戏的制作经费接近一千万。习惯在一桌二椅式极简的舞台上做戏的赖声川这次要做大制作的舞台调度。舞台背景是一块巨大的LED，7幕戏幕幕用实景，每场演出要动用11个专职的道具工。因为换景复杂，生手速度慢，容易出错，这11名道具工从2008年9月巡演开始就成为剧组的正式编制，在报酬之外，剧组要支付他们巡演途中的吃住交通费用。

刚开始，接到剧组约请的明星各有心思。有些认为跟一部话剧签约半年是自挡财路；有些看好“央视大戏”背后的市场，但会仔细考量剧本好不好，导演好不好，演出平台有没有影响力。除了柳云龙出于和王可然的私交，早早宣布加盟，其他演员长期观望。

演员不齐，赖声川在表演工作坊用惯的集体创作——没有成熟脚本，只有故事大纲，导演和演员在排练场反复磨合——没有用武之地。首演之前两个月，赖声川进入排练场，在此之前，北京和台湾之间的交流主要靠电话和E-mail。

制作人王可然不断把搜集到的关于“中国电视50年”的信息传送给赖声川。耙梳材料的过程中，王可然渐渐形成自己对“电视50年”的判断。

电视在中国进入寻常百姓家才三十年，讲三十年的故事比讲五十年的故事更有群众基础；电视承载着中国社会的变迁。

但赖声川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看，30年的变化已经太疾速，与其把戏命名为《光芒》，不如命名为《光年》；与其对“世道”进行泛政治化的叙述，不如把更多的笔墨留给“人心”；几番讨论，剧名改成一团安静的《陪我看电视》。

王可然想把黑白电视机和老流浪汉相遇一场戏处理成中国社会的一次心灵转变——各路明星取代了原来官方宣传的偶像雷锋、黄继光、刘胡兰。学过佛的赖声川却更愿意把它处理成“有”与“无”、“财富”和“垃圾”、“自卑”和“自尊”等一系列充满禅宗意味的反诘。从这一幕开始，“世道”和“人心”之间相反相成的张力开始形成，“世道”向前，奔向成功、效率、金钱；“人心”向后，留恋单纯而永恒的价值，比如陪伴。

剧组“只能向市场上找钱”

剧本大纲日渐成形，剧名正式更改为《陪我看电视》。继柳云龙接演“小李”之后，程前和方芳跟剧组签约，饰演“小宝”和“流浪汉”。创作渐入正轨，问题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2008年4月，TVCC突然向王可然下达口头通知，“中国电视50年大庆”和“CCTV五十年台庆”的概念都不能提了，央视主持人也不再参演。而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些概念一直是被高调传递的信息，也白纸黑字地写在与演出商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华汇时代剧院没有公章，与演出商的一揽子协议都以其上级单位TVCC为“甲方”）。

因为领导有言在先，“中央台从来都是这样，只要立项，就有（市场上的）钱进来”，王可然已经以这些概念为市场号召，从几个台湾电视人那里募集到960万制作经费，台湾电视人还专门为“央视大楼开幕大戏”成立了北京央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现在，四个市场利好中的三个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时代华汇开幕大戏”。而当时剧院还没建好，没有任何公众知名度。台湾人要求撤资。

王可然不甘心在为《陪我看电视》工作了9个月之后，眼见它夭折，他接手台湾人为项目专门成立的“北京央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要筹集急需的制作经费，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演出预售出去。经过一番接触，“央华”和北京春秋永乐文化传播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春秋永乐以逾七百万的价格，买下2008年12月份《陪我看电视》在时代华汇剧院12场演出和2008年10月份在上海4场演出的经营权。

对于民营公司春秋永乐来说，承接平均每场演出费逾43万（含场租）的演出是难得出手的大手笔。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在大陆演出，每场演出费加上场租费成本也不过三十几万。孟京辉起用全明星班底制作的《艳遇》和《琥珀》，加上场租，演出费也不过四十万元。

春秋永乐的总经理王仞对《陪我看电视》很有信心。他认为“央华”跟央视有很深的渊源，央视必以强大的宣传攻势做后盾；赖声川近年颇具号召力，他在大陆的首部原创作品肯定受人关注；演出档期在12月份，圣诞之后连着新年，正是公款埋单的黄金档期，北京的演出没有理由卖不好。

春秋永乐的合同款到账之后，原来处于观望状态的演员全部到位。2008年7月，剧组以全明星阵容召开新闻发布会，此时距离原定的深圳首演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2008年9月，小道消息传出来，由于工程进度的原因，华汇剧院12月份不能交付使用。王可然警觉起来，如果戏不能如期交付使用，自己将要面临方方面面的压力。他以“需要向剧组做出说明”为理由，要求TVCC给他一份剧场无法如期交付使用，并无法预知何时能交付使用的书面通知。这份通知里的信息，王可然没有及时传递给王仞。

2008年10月份，王仞觉得事情有些蹊跷，还有两个月就要演戏了，央视并没做什么宣传，他让下属去华汇时代所在的大楼里探听消息，却发现整幢大楼还是一个繁忙的工地，剧场的内装修尚未完工，座椅都还没有安装。而即便剧场完工，领取营业许可证也需时日。种种迹象表明，戏不可能如期上演。

而此时，春秋永乐已经完成了北京演出的报批手续，永乐票务网上已经开始对《陪我看电视》的宣传和预售票。王仞向TVCC了解情况，对方“一直没有承认，就连口头上也没有承认过，剧场会有问题”。

转眼到了12月，眼见剧场确实不可能如期交付使用了。春秋永乐和央华公司解约。

王可然又一次捉襟见肘。就像一个走路的人，路已经走了一半，终点已经看得见，王可然不想停下来，他加快了市场销售，说服深圳、杭州、郑州、南京四地的演出商预付160万演出费，又筹款240万，凑足400万，还给春秋永乐，剩下的钱只能等待票房回笼。

草台戏班的票房故事

北京演不了，《陪我看电视》只能到外地巡演。而外地的演出商往往只知道刘德华，不认识赖声川。每到一地，只能靠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运作制造绝地逢生的票房故事。

2008年10月，《陪我看电视》以“奔驰之夜”的名义在杭州巡演。戏票以奔驰车为背景，剧院门口停着两款样车，剧场的廊柱上贴着奔驰的海报。杭州大剧院建成之后，第一次车位不够用，两场卖出60万的票房。在付给剧组演出费、差旅食宿费和场租之后，演出商的票房利润是负值，但他拿到了奔驰公司30万元的冠名费。

2008年11月，《陪我看电视》在能容纳2000人的河南人民大会堂上演。“大会堂”的灯光、音像都不适合舞台演出，小孩在过道里跑来跑去，观演效果极不理想，但没有观众中途退场。承接演出的是一位当地高官的女儿，她广泛动员郑州上层人士看戏，以至于《陪我看电视》在当地的“上流社会”一票难求。

在市民们更习惯于泡茶馆、搓麻将的成都，《陪我看电视》没做任何宣传，两场卖出了3万元的惨淡票房。王可然四处打通关系，说服当地中国移动分公司，做两场“全球通陪我看电视”的冠名演出。全球通出50万元的宣传费，把票务推广和全球通的品牌营销绑定在一起；每场演出，全球通再埋单20万元，之后通过积分回馈的方式，把两场40万元的消费，转移给手机用户。

贵阳的票房故事最八卦。每到一地都以扫货为乐趣的程前帮了王可然的大忙。剧组住的宾馆有家A货店，是宾馆老板干儿子开的。程前和老板父子闲聊，知道宾馆老板是浙江人，在贵阳开宾馆之外还开煤矿，就跟对方开玩笑：你们那么有钱，还不支持支持，买我们点票？架不住老被动员，老板买了20万块钱的票。剧组另外一位演员有一位在当地某局当领导的朋友，也掏了10万为单位买了一个包场。有这30万垫底，王可然心里就不慌了。他请大学生以10块钱的低票价看戏。

在各地跑市场的时候，《陪我看电视》剧组真正像一个流转民间的戏班，每场演出都充满变数。王可然小心应对，他相信，北京演出结束之后，一切不顺都会消失，因为北京是戏剧高地。戏的品质摆在那里，一旦被看到，就会有很多演员愿意参演，哪怕报酬并不高。这样一来，演出成本就会降低，才有可能真正盈利……

然而不幸的是，元宵节晚上的一场大火，让他“先有鸡蛋，后有小鸡，小鸡变大鸡”的计划成为泡影。

同他一样，王仞现在也处于焦急的、看不到终点的等待中。王仞和王可然达成了共识，要破解眼下的尴尬局面，惟有经营自救，如果戏能在北京上演，一切就都还有办法；要实现“经营自救”，TVCC和华汇时代剧院必须走到前台，因为它拥有《陪我看电视》的版权。

南方周末记者曾给华汇时代剧院经历郝丽娟发过短信：火灾对戏来说是偶然因素。开诚布公地谈论整个过程，对澄清事实是有好处的。郝丽娟回复说：“谢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