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你怎么还在做公益律师呀？

• 评论112条
• 打印 | 字体:大 中 小

今年3月，来北京访问的希拉里第六次接见了郭建梅

郭建梅走在冬日的乡间小路上，羊群在她的身后，远山迷蒙，寒气袭人。“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画面里传出郭建梅的声音。这是一则电视广告的片段。

事实上，郭建梅从1995年12月开始做公益律师，到现在算来是14年了。

广告在审查时还遇到点小麻烦，因为画面上出现了农民工三根被绷带包扎的受伤指头，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画面给人的刺激过于强烈。现实是，在郭建梅办案的过程中，所见之情形不用说是三个指头受伤，“胳膊腿掉了的都有。”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北京北四环东路的一处公寓里。这是郭建梅1995年与同伴创建的NGO。办公地点已经搬了好几个地方。最初的办公场所是中关村一处简陋旅馆的地下室。

北四环东路办公室旁的一套房子正在装修，敲击的声音不时传出。这是新租下来的房间，加上原来租的房间，办公面积一共是300多平米。这里一年的租房费用10万元，并不算贵，北京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一年花掉的房屋租金达上百万元。

郭建梅接拍这则广告获得的酬劳是100万元人民币。她没给自己留一分钱，所有钱都捐给了中心。这笔钱能加快中心公益事业的拓展：从妇女扩展到其他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下岗工人、残疾人等等。一个公益律师网络将会被建立起来。

对于是否要接拍这个广告，郭建梅一直非常犹豫。她不想让自己所做的公益事业带上商业的成分。她的丈夫——作家刘震云——也劝她最好不要接拍。

最后还是接了。“这样可以把公益律师推向大众，让大家知道，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

郭建梅、刘震云和女儿　图/受访者提供

一群孤苦无告的上访者挤在郭建梅的办公室，寻求法律救助　图/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家

中心的办公室挂着一个“家”字。午饭时间，他们在会议桌上铺上报纸，几盘简单的热菜端了上来。一种带有葱香的面饼是大家喜欢的食物。中午饭每个人的标准是10块钱。

整个中心一共是12个人，包括3个行政人员。郭建梅是中心主任，月薪6000多块钱，这是中心最高的工资。其他律师的月薪是三五千块钱，行政人员更少，两千多。适逢节日时，会有二三百块钱的补贴。年底每人会有500块钱的过年费。中心每个律师每年至少要办15个案子。14年来，他们办了两千多个。

“如果凭着我现在的资源，做商业律师的话，收入会比现在高很多很多。”郭建梅分析自己之所以倾心倾力于这样一项艰难的事业，童年的经历是她心里的种子。

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滑县。双鱼座，A型血。“这样的人会很执着。”

在河南老家，她的奶奶43岁去卖馍的时候，饿死在路上。“她又冷又饿，就是不敢吃馍啊。”奶奶的死，让她思考中国男权文化下妇女所处的位置。

两岁时，她被从河南农村送到北京跟姥姥姥爷生活。3个人住在三里河一间十多平米的工厂宿舍里。姥姥从农村来到城市，白天保姆，晚上带她顺着路灯的光亮捡破烂。她记得姥姥的背影：迈着小脚，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挺得笔直。

姥爷是工人，下班后会给郭建梅带回些烂桃子，“味道很香”。时至今日，烂桃子的味道都能唤起她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在院子里，郭建梅从河南农村来，土气，不会说普通话，想跟其他孩子玩，别人都不带她。她还是喜欢跟着去。一次，她跟在后边，别人把门一关，夹住了她的手，血顺着门框流了下来。“你看，我手上这个地方高一点，就是当年被夹过的。”

最令她心痛的一幕发生在一个元宵节。大家提着各色灯笼走街串巷。她的姥爷买了一个粉红色的画着菊花的灯笼，对她说，小梅啊，跟着他们去走走吧。她就提着灯笼跟在一群小孩的后面。有人发现她跟着，转过身就把她的灯笼踢到地上烧着了。月亮底下，她的眼泪哗哗地流。“我当时觉得整个世界都毁灭了。”

“这些受伤的经历，对孩子的成长也许不好，但这些确实影响了我的性格，特别要强，特别希望帮助弱势群体。我跟刘震云和我女儿在内，在街上遇到要饭的，都要给人搁上一块钱。”

郭建梅跟刘震云出去的时候，看着农民工扛着大包从面前走过。刘震云会说，你看，这就是我兄弟。“当年我们如果没有从农村考上大学，也许就是另一条路。”

8岁那年，姥姥把郭建梅送回了河南农村。上高中的时候，她觉得“郭建梅”这个名字太俗太女气，还曾给自己改了名字：郭永攀。“永攀高峰的意思。”她在床围子上写着：我一定要考上北大清华。后面连着画了10个感叹号。

1979年的高考，郭建梅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

考上北大在当地是件大新闻，郭建梅特别自豪。她记得很清楚，北大寄录取通知书的信封比一般信封要大得多，她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把信封很显眼地拿在手上，希望别人能看到这是北大寄来的。

到了北大后，情形开始变化，郭建梅傻了眼。在班上，她是12个女生中最穷的两个之一。别的同学家境好，又洋气。看着别的女生戴着眼镜念泰戈尔的诗歌，她甚是羡慕，自信心受到打击。

她在北大一位同学的宿舍里认识了刘震云。刘震云和她是河南老乡，高她一届，读的是中文系。第一次见面，刘震云一开口就是托尔斯泰之类的，她感到有点晕。“当时就想走，听不下去。”在她的印象里，中文系的人比较浮躁，靠不住。

有一次，她看到刘震云手上贴着胶布，问，这是怎么回事。刘震云开玩笑说，拉小提琴拉的。“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其实是刘震云正患皮炎。她觉得这人怎么瞎说话啊，心里感到有阴影。“我当时的日记里出现得最多的就是‘阴影’这个词。”

刘震云表现得很好。郭建梅大三过生日，家里很穷的刘震云给她买了两朵8毛钱的塑料花，还有4个烂梨。“那个梨还有破洞呢，5毛钱一堆的那种，就这样的梨，不知道省了多少天他才省出这些钱来。”

她觉得这些梨特别好吃。“觉得他真诚、善良。”刘震云当时一年到头穿着他妈妈给他做的布鞋，穿久了，上面还烂了个洞。平时，他拿着一个磕得坑坑洼洼的铝饭盆去食堂。“我留心了一下，他每天都喝粥。当时学校有猪肉馅饼，1毛钱一个，特别香，我都没见他吃过。”

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郭建梅的妈妈患了乳腺癌，到北京做手术。瘦弱的刘震云背着她的妈妈上楼下楼。“有一次，我觉得他真的是背不动了，站在那里，我在那里扶着。”郭建梅回忆当时的情形。

她妈妈说，小梅啊，这个人真是好，你看他自己不舍得吃，一个肉包子都不尝，都给我们吃，他自己去吃馒头。

1985年，郭建梅大学毕业两年后，她妈妈病危。她当时在司法部工作，很想干出一番事业后再结婚。“我妈说，不行，小梅，你必须结婚，我看不到你的将来，但我想看着你结婚，你结婚我就放心了。”于是，郭建梅和刘震云结婚了。

在河南，郭建梅的老家和刘震云老家很近，就隔着五十多里。刘震云请来一辆吉普车，穿着借来的呢子衣服，把郭建梅接走了。3个月后，郭建梅的妈妈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