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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怎样记忆灾难

作者: 王晓葵 2009-05-06 16:44:51 来源:南方周末

2009年1月中旬，为了调查羌族山寨的受害状况，笔者到了号称“云朵上的村庄”的汶川县映秀镇萝卜寨。这次地震摧毁了这个羌族村寨全村的房屋，有数十位村民遇难。笔者在调查时，问到一个小学生地震时的反应，他说：“地震时我正在操场上玩耍，因为突然刮了大风，而且有轰隆隆的响声，像打雷一样。撒腿就往教室里跑。后来老师叫住了我。”

听到这个孩子的回答，我当时惊呆了。地震时，他本来在安全的地方，却往最危险的地方去。是什么导致他采取这种近似于自杀的行动?

谈话在继续。“你爸爸、妈妈、老人和你说过地震的事情吗?”“没有。”“在学校、老师和你们说过吗?”“没有。”“下次如果发生地震，你知道该怎么办吗?”“……(沉默半响)听老师的。”

听老师的，可是万一遇到个像范跑跑那样的，该怎么办?

家里人没说过，老师也没说过，孩子没有防震的知识。刮大风、打雷倒都是常常遇见的。难怪孩子会往屋里跑。

是这里没有发生过地震吗?

位于日本神户市中心的阪神淡路大地震纪念碑。碑文翻译如下：1995年1月17日5时46分的阪神淡路大地震/震灾夺去了生命、工作、团聚、街景、回忆/人类是多么渺小，我们甚至无法预知一秒钟之后将要发生的一切/震灾留给了我们温情、关爱、互助、友人/这个灯火，连接着被夺去生命的每一位逝者和我们的追思　图/王晓葵

有记录，但是没有记忆

翻开方志和历史资料，可知茂县汶川一带发生的地震，在20世纪就有9次之多，特别是 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和1976年的松潘平武大地震，震级都达到7级以上。叠溪地震震后还引起洪水，造成二次灾害。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给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呈文中写道：“前次川西屯区茂县属叠溪地方，因地震剧烈，山崩镇陷，岩石横江，积水深涵成大闸者一处，深约一百余丈，地名沙湾，成深潭者四处，深不等，其地名大桥、小桥、松平沟、鱼儿寨。沿江居民，生命财产损失不可计数。毁损屯属公路值洋七八万以上。”人迹稀少的松潘、平武等地区，地震也造成了死亡41人，重伤156人，房屋倒塌500余间，耕地被毁达15000多亩的损失。”

记录是有的，但是乡村学校的小学生，去翻看县志的几率能有多大呢？一个简单的结论是，有记录，但是没有记忆。

如何记忆和记忆什么

一个社会该如何记录和记忆灾害，并不只是历史学家应该关心的问题。它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因为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未来的受灾者”。记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害。而且，就像通过震裂的房屋，我们可以看到建筑物的内部结构一样，透过灾害的记录和记忆，我们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社会的内部构造。

说到地震记录，我们不妨从唐山地震谈起。在那个时代，灾害记录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事情。在唐山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消息没有介绍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只有概括性的陈述：“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报道的重点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受灾的状况，直到3年之后的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才首次披露。会议闭幕第二天（1979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才刊登了来自此次会议的新闻《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

根据军方记者钱钢的介绍，当时对地震的介绍，绝少提及灾害的损失，震区各级干部向记者介绍情况时，通常使用的语言有：“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我们以大批判开路，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物质基础论，促进了抗震救灾”，“感谢毛主席，感谢解放军，让咱们唐山人民吃上了‘友谊米’，喝上了‘感情水’，穿上了‘风格衣’”。

此后的将近10年，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唐山地震的报道。到了1985年前后，媒体才开始刊载有关地震的文字。1986年7月，唐山市委主办《唐山劳动日报》开始登载有关地震的回忆录、文学作品和纪念活动的消息。1996年7月，该报开展“我看震后20年新唐山”征文，刊载了一些回忆文章。其中还有某小学开展“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活动，发动小学生向自己的父母了解震灾的体验，在课堂上讲述。在这之后的逢五逢十的日子，都有类似的报道、纪念文章。这些个人的体验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是其话语方式、行文结构以及表达的主旨有共同的特征。下面试举几例。

例一，“地动山摇，花子扔瓢”，我在孩提时，每逢地震，奶奶就叨咕这句不知起于何时的俚语。……1976年7月28日，世所罕见的地震把唐山夷为平地。奶奶有幸早“走”了两年，没有赶上这场浩劫。我想，如果奶奶在世，她也绝不会再唠叨那句陈词的。因为非但“花子扔瓢”早已成为历史，奶奶随着社会的进步，她的“信天命、畏鬼神”的思想也早已被信共产党所代替了。……夜幕降临了，沉浸在乔迁之喜的唐山人民，有时也会发出思念震亡亲人忧伤的梦呓，但我相信，更多的还是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对共产党的称颂。(1986 年)

例二，董瀚莲同学的妈妈是解放军从废墟中救出来的，为了清墟，有的战士指甲被掀掉了，晚上下起雨，解放军把受伤的妈妈抬进了部队的帐篷，妈妈常对瀚莲说:“要牢记解放军的恩情。”(1996年)

例三，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11周岁，父母在地震中震亡，残酷的震灾在心头留下了极深的创伤，面对满目疮痍、残垣断壁，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和勇气，但是，党中央、国务院迅速派来了解放军、医疗队，全国人民送来了大批救灾物资，使唐山市很快在震后恢复了生产和基本生活，使我幼小的心灵中对党和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深深感受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和崇高。(2001年)

不难看出，这些叙述都不约而同地遵守一个共同的话语规则。上述的例子可以析出一个模式，即灾害发生——获救——感恩。一部分经过选择的个人记忆进入公共话语，成了公共记忆的一部分。而这些公共记忆的形成反过来又为后来的个人记忆创造了一个模式。从上面列举的跨越了二十多年的三则体验，不难看出后者对前者制定的话语模式的模仿和遵从。

这些记录，当然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写照。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到过去的年代中国社会的泛政治化的灾害文化特征。但是，它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由于报道和叙述的重点不是“灾害”，而是“救灾”，我们很难通过这些记录，得到有关地震发生时的受害状况，也无法全方位地了解人们对地震反应的信息。因而也就无法总结经验教训供后人借鉴。

举一个眼前的例子。汶川地震后，笔者到位于汉旺的东方汽轮机厂调查，一位副厂长说，当时有很多人救出来了，可是医疗跟不上，就放在外面排队等着，他的一个部下因为失血过多，快要神志不清的时候，看到一个认识的大夫从身边经过，他使尽最后的气力叫住那个医生，才得到及时救治。很多没有这样好运气的伤者，就死在担架上。还有很多救援者缺少相应的设备和知识，盲目冲进灾区，结果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些混乱的状况，在唐山地震时就已经出现，但是没有得到认真的总结。悲剧又一次发生了。

汶川大地震后，“灾害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观念被彻底改变。媒体全方位的及时报道，使全世界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灾区的情况，对抗震救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和唐山地震时代不同，有关汶川地震的报道，充满了感人的故事和令人心碎的记录。文体则多是充满感伤与激情的灾害报道文体。这种文体对于打动读者的心灵，唤起同情，扩大支援的规模，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这种文章的寿命通常是不长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感伤和激情肯定会慢慢弱化以致消散。2008年夏天的成都，书店里用专柜出售大量关于汶川地震和抗震救灾的书籍杂志。但是，时隔一年的现在，恐怕很少再有人去购买和阅读这些书了。

看看日本是怎么记忆地震的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记录和记忆呢?

我们来看看日本的例子。为了把1995年1月发生的阪神大地震的教训传诸后世，当年年10月，日本21世纪兵库创造协会开始了关于震灾、救灾的资料的收集和保存工作。1998年4月，阪神淡路大震灾纪念协会继承了这项事业。从2000年6月开始，兵库县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开始了大规模的震灾资料的调查。450多人的调查员对NPO、各种团体、临时住宅、公司、学校等进行了调查，先后共收集了当时使用过的传单、张贴物、笔记、照片、在避难所使用的实物等第一手资料16万件。2002年4月建成的“阪神淡路大震灾人与防灾未来中心”公开展示了这些资料。这个纪念馆里收集了上千名受灾者的体验录像，参观者可以在这里观看受灾者讲述的震灾体验。调查人员对受灾者的跟踪调查持续了十年，将访谈记录结集出版。馆里还收集了世界各地关于地震研究的资料，供研究者免费使用。

仅仅有资料和数据，还是不够的。要形成社会记忆，还需要唤起这些记录的装置。在阪神大地震灾区，各处都有殉难者的纪念碑。现在的不完全统计就有236处。这些纪念物遍及学校、社区、工厂、车站等公共空间。时刻提醒着人们别忘记那悲惨的一页。每年1月17日的地震纪念日，市民团体还组织步行祭拜纪念碑的活动。他们编制了纪念物的分布图，殉难者的亲人朋友沿着图示的路线一起行进，共同缅怀逝去的亲人，互相安慰破碎的心灵。

这些纪念物和定期举行的活动，纾解了受灾者的精神创伤。也使整个社会不断唤起对灾害的记忆，避免随着时间的流逝，灾害的记忆被“风化”、消失。

灾害的“文化化”

无论人类文明多么进步，我们终究无法摆脱自然灾害的发生。近几十年频繁发生的水旱灾害和地质滑坡等，大多是由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但从反面说，灾害往往成为人类进步的推进器。日本学者藏持不三也研究欧洲黑死病的历史。他提出了灾害的“文化化”的视角。所谓的“文化化”，是“把自然－兽性对人类社会文化的破坏力转换成为文化创造的力量”。藏持在他的专著《黑死病：欧洲的民众文化和疫病》中，通过对黑死病在欧洲流行过程的分析，在介绍黑死病对人类生命、文化造成巨大破坏的同时，进而指出了黑死病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作用。黑死病夺去了欧洲近3亿人的性命，但在和黑死病对抗的过程中，人类发明了检疫制度，确立了污水处理、垃圾收集焚烧的制度体系，形成了公共垃圾箱的设置，公共浴场的建立等公共卫生的种种规范，防疫医学的概念也由此产生。同时，欧洲人通过纪念碑、纪念活动、文艺作品等，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并通过持续不断的纪念活动，唤起这些历史的记忆，使其成为整个欧洲社会文化的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这次汶川地震，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地震后，我们的社会发生了种种变化，比如民间志愿者空前活跃，人与人互助意识的提高。地方对口援建产生的对国家认同的直接体验，重建时对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防震标准的提高等，都是通过在同灾害抗争的过程中社会进步的标志。灾害给我们带来的不单纯是悲伤和牺牲，它同时意味者变革和创造。

为了忘却的记忆

2008年8月，在书店震灾书籍专柜上，笔者发现了两本和汶川无关却和地震有关的书，一本叫《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和汶川地震书籍的“感动、震撼”的基调相比，它的笔触则显得冷静、平淡。唐山、天津、北京的61位地震亲历者讲述了自己受灾、获救的经过和自己后来的生活经历。淡淡的哀愁、深沉的思考是贯穿全书的脉络，救灾和感恩不再是地震记忆的惟一视角，人们开始思考地震发生后我们社会的各种反应和背后的政治、文化的原因，地震对个人人生的影响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等深层次问题。地震过后30年，这些深藏在人们心中的民间记忆被重新挖掘出来，足以表明我们的社会需要把这些记忆保存下来，留给自己和后代。

另一本是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这本书可以说是惟一能称得上全方位记录唐山大地震的作品。它的魅力是每一个读过它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该书1986年出版以来，1996年推出修订版，2005年又出版了30周年纪念版，足以说明这本书的价值。钱钢把大量个人的体验和科学的统计结合起来，像法官通过各种证据再现案件、历史学家根据大量史料重构过去一样，把唐山地震的全貌展现了出来。作者没有把唐山大地震仅仅作为一个特殊的突发事件来处理，而是把地震作为人类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来讨论当时的唐山和中国。它不但有铭记死亡、传达地震的恐怖为今后的防灾减灾提供借鉴的作用，而且会促进有关地震的社会记忆的积累，提高整个社会传承的持续性，防止灾害记忆的风化和消失

我们期待像《唐山大地震》那样的有关汶川地震的真正记录早日出现，惟有如此，“不要忘记过去”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汶川地震才会成为我们社会的共同记忆。

一位西方哲人曾说：没有一个农人会因贪恋田园风景而放弃耕作，也没有一个牧人会因观赏落日的绚烂而忘记回家。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一个受灾者会永远沉迷在悲哀和感动中忘记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力量是无穷的。它会把一切拉回到原来的轨道。在灾区，地震的痕迹将一点一点消失，时间会让一切记忆模糊，但是，下面的新闻会让我们警醒。

1998年3月26日夜，日本神户市中央区第七临时住宅所，一位67岁的老人孤身一人死去。至此，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以来三年，这种“孤独死”的人数达到200人。

2009年4月20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于凌晨两点左右，在家中自缢身亡。据说，这是汶川地震后自杀的第三位干部。

地震过去了，但是它还在杀人。

从唐山到汶川，这段历史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我们需要记录这段历史，把千百万个人的体验、经历记录下来，并转换成我们民族的记忆。这是我们对后代的使命，也和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因为“灾害并不是在我们忘记它的时候发生，而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它而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