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潜伏》时代的谍战剧

毛卫宁小时候喜欢看反特片。那是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必须表现工农兵的现实生活。

“反特片是惟一一种既反映了现实又有别于我们生活常态的电影”，直到今天，毛卫宁都固执地认为，反特片是那个时代最好看的电影。

1980年代以后，“最好看的电影”逐渐销声匿迹。1981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9集的《敌营十八年》，这是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也是上世纪央视播出的最后一个反特剧。24年后，同题材电视剧再次登陆央视是毛卫宁执导的《誓言无声》。

间谍最有戏剧性的恰好是双重身份

“一部用好莱坞手法创作的中国版反间谍悬疑剧，一场揭开当代反间谍活动的红色益智游戏”赫然印在《誓言无声》的碟片封套上。毛卫宁的导演手记显示，他有意把“红色回忆”、对特务的“合法正义与仇恨”跟“希区柯克的曲折迷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绵密针脚”勾兑起来。

这和编剧易丹、钱滨写剧本时的想法殊途同归。2000年，到丹麦作访问学者的易丹从图书馆里借来FBI和克格勃间谍的回忆录消磨时光。几本书看完，易丹给在成都电视台供职的好友钱滨发电邮：这种题材挺有意思，要不咱们试试？

剧本很快写好。主角许子风被设计成一位“双重间谍”。故事的结尾，特务被一网打尽，身为北京反间局局长的许子风不但不能功成身退，反而与上级合谋做局，让台湾方面相信，自己是大陆方面要严惩的内奸，为保命只得潜逃到台湾。

易丹认为，“间谍最有戏剧性的恰好是双重身份，一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他的忠诚对两边都是问题”，“双面间谍”是他精心设计的桥段。

易丹没想到自己精心设计的情节会触犯安全部门纪律。

“我们这条战线，侦察和情报是两方面工作，情报是矛，侦察是盾。解放之后我们比较忌讳，尽量不希望在片子里出现情报的内容。”余放说。余放曾在安全部门任高层职位，从1990年代起，他担任了多部谍战剧的总顾问。

1990年代初，涉及“隐蔽战线”的文艺作品被要求在创作完成之后，一律交业务主管部门审核。余放任职的机关专门成立了影视中心。

影视中心成立不久，一位“政治局一级”的中央领导建议：你们能不能把潘汉年的故事拍成电视剧？“《潘汉年》是第一部有我们参与的涉及隐蔽战线的电视剧。五六十年代的反特电影跟我们没关系，都是社会上搞的。”余放说。

因写《开国大典》和铁人王进喜而名声大振的老编剧张天民被请来做《潘汉年》的编剧。全剧30集，最后两集写解放之后，潘汉年与出身香港名门的妻子董慧在北京团河农场、秦城监狱、湖南劳改农场等地相濡以沫的患难生活。实际播出了28集。

《潘汉年》之后，余放所在的机关筹拍电视剧《李克农》。剧本写了四年，换了三位编剧，第四位编剧是陆天明。陆天明几易其稿，最大的难处是李克农潜入“龙潭（军统高层）”的时间只有一年。此后，李克农历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等职。“当官了，故事就少了。”余放说。余放理解陆天明的难处，在慰问剧组的时候，提示陆天明，只要大的历史事件准确无误，可以把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的重大情报直接或间接地和李克农联系起来。

在《誓言无声2》里，杜仙萍是被控制的潜伏特务，被招募到反间谍机构工作，传出许多假情报。　图/本报资料图

你们以为在好莱坞？

看到易丹和钱滨写的剧本，余放和他的同事们很不习惯。不久，钱滨和易丹面临的是“几乎整体颠覆”的修改意见：“双重间谍”情节破坏了隐蔽战线的宣传纪律，不能表现我方的间谍活动，只能表现反间谍的活动。

饭桌上，领导笑谓钱滨和易丹：“你们以为你们是在好莱坞？”钱滨和易丹没把问题看得有多严重，以为私下沟通一下就通融过去了。没想到“原则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

修改后的剧本通过了审查，去掉许子风“双重间谍”的身份，略写我方情报人员的活动。原来颇具文艺色彩的名字《冬天里的隐秘》更名为主旋律铮铮作响的《誓言无声》。

《誓言无声》拍完，请有关机关审片。三天的时间里，从一局到十三局，该机关每个局的领导都把电视剧看了一遍。三天下来，制片人心惊肉跳。电视剧却意外地涉险通过。

电视剧播出之后，余放所在单位向制片方要了七百套碟，用作新入职员工的教材。翌年的飞天奖，《誓言无声》囊括了长篇电视剧一等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评委会给男主角高明、女主角王海燕的颁奖理由有一条是：这两个角色，演员不能体验生活。

“血色浪漫”走俏荧屏

拍完《誓言无声》，毛卫宁意犹未尽。

2004年，毛卫宁把1970年代流行的手抄本反特小说《梅花档案》改编成电视剧，号称“中国首部用真尸拍摄的恐怖剧”。“红色悬疑剧”变身惊悚片。

《梅花档案》引发“血色浪漫”风潮。在2004到2005两年间，其他几部“文革”时期流行的手抄本反特小说《一双绣花鞋》、《特遣图失踪之谜》先后变脸成热播电视剧。

跟红色经典翻拍一样，老反特片翻拍也一度成为荧屏时尚。《夜幕下的哈尔滨》、《敌营十八年》、《羊城暗哨》、《黑三角》……纷纷推出21世纪版。老反特片跨世纪之后，商业元素大大增加。在隐蔽战线工作多年的余放看得眼花缭乱，“《夜幕下的哈尔滨》把谍报人员写成007了，飞檐走壁，说杀谁杀谁。实际斗争不可能这么简单。我们侦察人员是会一点功夫，但是做不到飞檐走壁。这类片子看着挺热闹，但是跟我们这个行业实际的工作状态相差太远”。

进入新千年，宣传部门当年的规定渐渐失去效力。“大家都忘记谍战题材要由我们来审的通知了。再加上近几年广电总局审片权下放，好多谍战片在地方就审了。市场环境下只能如此，现在再重申中宣部那个通知也不太现实。”余放说。

市场让谍战片水涨船高。2007年，余放所在单位想把封存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阎宝航档案创作成电视剧。余放自己都觉得，《潘汉年》、《李克农》时代“人物传记艺术片”的形式已经太落伍了。剧本几易其稿，胶着状态中，余放想到了钱滨和易丹。

这次，易丹和钱滨得到了更多的信任,安全部门专门派情报史专家到成都给他们介绍情况。

阎宝航，字玉衡，1895年生于辽宁海城，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1920年代到1930年代投身救亡图存运动，后在宋美龄牵头组织的“新生活促进总会”中兼任书记和总干事，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阎宝航其实是1937年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抗战时期，阎宝航巧妙周旋于国民党高层及各参战国驻中机构，截获三个大战略情报：德军即将对苏联发起全面进攻；日本筹划偷袭珍珠港；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战略部署。

对外宣传的时候，电视剧最响亮的卖点是“根据首次解密的阎宝航档案创作”。不过，作为编剧的易丹和钱滨并没有看到解密的阎宝航档案。

“阎宝航的档案里有他破获三大情报时与延安往来的电话，以及他与周恩来每次见面的谈话记录。但他怎么获得这些情报，并没有记载。”余放说。

“我们国家的保密工作者，是不允许随便写回忆录的。到了一定的级别可以写，但只能作为国家安全局的档案资料。”钱滨说。

“文革”中，阎宝航被投入监狱，他在监狱中的代号是67100。关押半年之后，年过七旬的第67100号犯人，在审讯中被猛踹一脚，昏倒在地，送到北京复兴医院后，不治去世。监狱的批示：“反革命罪犯67100号，不得留骨灰。”

钱滨和易丹曾经跟解放后担任过毛泽东俄文秘书、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某局副局长的阎宝航后人长谈，“盯着问，想问出更多的细节”，但子女们对父亲的记忆也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