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论（5.1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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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王爱军 周明华

No.1 收入岂能被“分配”

网易，5月21日，作者：陈季冰

（原文摘编）要进行“分配”，必然要有“分配者”。一个社会内部的确存在着“分配者”，但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不存在最高的“终极分配者”的。

对于涉及全社会的财富占有问题的“分配”，如果要真正落实哪怕是大致合理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本开放的社会就必须像一家封闭的公司一样，将每个社会成员置于一套严密的监督考核标准以及执行机构的监控之下，否则我们无从精确地知道他付出的劳动（或智力）到底有多少。这个终极分配者，毫无疑问只能是国家。而一旦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将必然收获一个更加限制重重的不自由的社会，直至极权主义社会。

中国严重的财富占有不公，这不是所谓“分配制度”造成的，造成收入不公最突出的三个成因：首先是近年来愈演愈烈和最受诟病的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其次是各类通过行政保护设置壁垒、限制市场准入、维护垄断地位所产生的不合理的高收入；最后就是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

只有一种“分配改革”是可能和可取的，那就是日益倾斜的国富民穷的收入分配格局。“国”与“民”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比例倒的确是典型的“分配”的结果，而不是市场交易的产物，但这一点，恰恰是大多数人最容易忽略的。

【推荐理由】本文算是真正辨析清楚了“分配”的概念，一个社会中真的能有“人”或者什么能做到大公无私，并有足够的聪明来分配整个社会的财富吗？有时候挑破谬误只需要一根针而已。

No.2 株洲塌桥：人祸追究不可公私有别

《南方都市报》，5月20日，社论

（原文摘编）株洲高架桥垮塌事故，施工企业没有准确估算工程可能的安全隐患，导致不在施工范围内的高架桥垮塌，无疑要承担技术失误的责任；但交通管制滞后，则是造成此次严重事故的重要原因，而交通管制又事涉政府主导范围，是否会出现政府向施工企业迁责，不能不说是一种隐忧。目前的体制下，追究一家施工企业的责任容易，公正地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很难。

事实上，株洲市政府早已明确各部门具体责任，责任分工不可说不明确。具体到实施交通管制的交警部门，现在看来明显是其采取的交通管制的方式不当。但客观上说，交通管制方式是一个行政技术问题，究竟采取何种程度的管制，取决于施工企业对高架桥拆除风险的专业评估。一般而言，施工企业对可能的工程风险，必定是掌握得最充分的，在同等条件下，施工企业必定会争取更加宽松安全的施工环境。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推断并未成为现实，或者说，在是否实行全封闭施工，以及何时何地实行全封闭施工的问题上，极可能是政府相关部门主导了这种决策。

【推荐理由】本文其实总结了引发公共影响的事故处理的一个“标准范式”，那就是责任追究往往倾向于“严”当事企业，“松”公权力。但随着调查深入，有多名涉事官员因为施工企业不具备资质、招标黑幕……而落马。不过，我们好奇的是，假设招标过程合乎规定、施工方也具备相应资质，但事故依然按最初的新闻呈现发生，那么，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还会受到如此严厉的追究吗？

No.3 想想矿工为什么不能辞职

《潇湘晨报》，5月26日，作者：晓宇

（原文摘编）安监员辞职背后,是矿难难遏与安监现实难掩的尴尬。一是严厉的问责，常令安监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二是工资待遇低，“安监员还不如挖煤的”；三是“责、权、利完全不对等”，他们面对煤矿老板“富得流油，有的关系通天”，相关规定难以执行到位，一旦发生矿难，则安监员难辞其咎。

没有相应的执法权，却要对事故的发生负责，不但是强人所难，而且是将安监员作献祭的替罪羊，如此制度不但得不到执行，还是以制度制造牺牲品。如果安监员只有报告的权力，那就只能负报告的责任，例如“停产整顿”这样的执法通知，安监员有权下发，就应有相应的制度保证执行到位，权责不明确的责任，不应由执行的安监员来负。

矿难是矿工的生存现实，辞职是安监员的生存现实，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命运标志，不同的只是挣扎的代价与利益的衡量。安监员的命运难过矿工，这一事实的确让人难以接受。但反过来看，如果安监员还可以辞职，那些顶着矿难风险的矿工却还没有“用脚投票”的话，就很难说安监员的生存处境比矿工还要差，安监员干不下去，只能说明在矿工头顶的这道安全高压线仍是何其脆弱。

【推荐理由】关于“安监员集体辞职”事件，所论多是安监员自身责权利的不均衡。本文则不限于此，从安监员的处境想到矿工的处境：安监员有着巨大的职业风险，岂不说明矿工有着更大的风险？在别人思维止步处前进一寸，或许便是豁然开朗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