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末倒置的“中国责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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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点宏观

发展中亚洲国家的经常账户的顺差远低于石油输出国家，为什么美国不把金融危机的责任推到这些国家头上呢？而且，与61万亿美元的证券化资产、607万亿美元的市场流动性相比，200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1.52万亿美元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而美国伊拉克战争耗资可能就接近3万亿美元

“中国责任论”

关于金融危机的“中国责任论”在美国非常有市场。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F.Allen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美国次贷问题只是危机的征兆而不是起因，主要原因是市场存在泡沫。而市场泡沫则是由于各国央行（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和全球失衡造成的。全球失衡则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IMF政策使得亚洲各国政府努力积累外汇储备所造成的。

布什卸任前在白宫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总统强调的是经济学家都赞同的一个因素：导致房地产危机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世界其它地方的廉价资金流入美国，以至于不存在对资金充裕的贷款人以危险方式向美国人推销贷款的自然约束。流入美国的这种资金数额是空前的。因为它是空前的，所以，对决策者来说，它造成的状况展现了空前的问题。”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地缘经济研究中心主任Sebastian Mallaby指出，“中国将人民币汇率保持于低位，致使亚洲其他出口国也纷纷压低汇价。汇率操纵大战使这些国家敛集了巨额贸易顺差，收益回流至国际金融体系中，令信贷泡沫持续膨胀，破灭后酿成今天的空难。”

E.Prasad认为,“就中国而言，中国的货币机制使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缩手缩脚，导致其经济依赖出口（主要是向美国和欧盟出口），而且阻碍了非常需要的使增长向私人消费恢复平衡，这对它本身没有好处。在对其出口产品的需求锐减的情况下，中国人的节俭回过头来以无情的嘲弄困扰着他们。”

“中国责任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如下：中国的高储蓄和过于保守的金融体系使国内消费不足，导致政府以汇率低估方式刺激出口，亚洲各国出于对金融危机的担忧也纷纷操纵汇率通过贸易顺差积攒外汇储备，资金回流国际金融市场，导致泡沫和泡沫破灭后的全球金融危机。

谁的责任？

为澄清事实，我们有必要看一看世界经济不平衡是如何形成的，全球范围的过剩流动性又缘何而来。

19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主流经济思想，使经济全球化进程得以加速。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亚洲地区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高储蓄优势，承担了物质产品的加工制造；中东、北美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凭借矿产和土地资源优势，成为全球大宗商品的供给者；美国和英国在市场经济制度软环境、高新技术以及金融和管理等创新人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从而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如研发、销售、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等生产者服务和现代金融服务业）享有全球的寡头垄断地位。

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下，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加剧，各国经常账户差额的绝对值之和占世界GDP的比例从1990年代中期的2%增加到2007年5.9%，而且顺差和逆差向少数国家和地区集中——全球前五大贸易顺差和逆差经济体占全球贸易顺差和逆差的比重从20年前的20%扩大到危机前的60%，世界总逆差的50%集中在美国。

中国和日本是进口资源和出口制成品的国家，俄罗斯和OPEC成员国则出口资源进口制造品，只有美国是同时大规模进口资源和制成品的国家。

美国是拥有3亿人口的大国，也是全球技术最为先进的国家，美国本可以通过民用高新技术的对外转让和适度发展本国消费品制造业，实现贸易收支的平衡。但是美元作为国际购买力的便利和美国自行决定国际储备货币发行规模的主动权，诱使美国政府的政策向更具全球战略意义的产业倾斜，通过政府采购促进军工产业及与军事相关的高科技产业，通过放松管制促进金融业发展，同时通过补贴促进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相比较，与本国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制造业处在不利的地位，并且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这就导致产业结构的重大失衡，并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经济空心化趋势。冷战的结束与多哈会合关于农产品贸易谈判的破裂（背后是各国对开放农产品市场带来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无疑使美国的国际收支地位不断恶化。

在美元出现信心问题的时候，美国政府无疑也希望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只是现有强势产业（特别是军工产业和金融业）财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甚至掌控常常使这种愿望落空。因此无论是越南战争期间与欧洲和日本的冲突，还是1980-1990年代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间的摩擦，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压力让贸易伙伴国家承担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责任，并迫使后者作出调整。

美国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维持近30年的贸易赤字，而不必对国内政策作出调整，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也只有美国凭借不受限制和遏制的美元本位制度才能做到。

随着人均收入和财富的积累、随着技术创新的衰减和人口老龄化通过社会保险制度对政府财政压力的增加，美国经济的食利性也在不断加深，社会经济生活更多地依赖财富的增值而不是财富的创造。

美国通过IMF等国际金融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倡导或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打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大门；通过并购、参股和进入股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和交易，分享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高成长的成果，同时实现战略控制东道国关键产业制高点的长远目标。

至于贸易盈余国家将贸易盈余收入投资于美国国债的行为，作为维护美元稳定的基础，是美国政府从1960年代以来一直予以推动的，也给美国带来了通过金融全球化获取财富增值利益的“过度特权”。

因此，在国际分工带来的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基础上形成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新格局，即“斯蒂格利茨怪圈”：贸易盈余国由于普遍实施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而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了官方的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美英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输入资本，其中部分来自贸易盈余国家的资本和当地养老金一起通过机构组合投资形式再回流到高成长新兴市场经济体。

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周期下行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等原因，全球范围内实体经济的盈利机会下降，又由于发展中国家长期信用基础缺失，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呈现出证券化组合投资趋势和追求短期暴利的投机特征。短期跨国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导致了国家间的财富转移以及泡沫的催生和破灭。在这个循环中，贸易盈余国家得到的是美国国债日益走低的利息收入。而美英贸易赤字国家则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资中分享了当地经济高成长成果，获得高额回报。

自1986年以来，美国对外净负债规模持续扩大，但是其对外投资净收益却是正的，也就是美国的海外净负债可以给它带来净收益而不是净的利息支付。

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无疑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催产素。美元次贷危机与1970年代的美元危机有着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两次危机分别发生在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和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后的第6年。斯蒂格利茨估计伊拉克战争的长期费用为3万亿美元,超过GDP的20%。美国地区性战争的介入或启动、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的扩大、世界油价和金价的暴涨、然后是国际货币体系崩溃或世界陷入全面的金融恐慌。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巧合。

另外，欧元区经常项目基本平衡，净资本流动几乎为零，其金融危机却越演越烈。这就不能用全球经济不平衡作出解释。欧洲的深度危机原因在于全球化背景下银行业出现超过GDP的过度扩张，它们对东欧、拉美和美国大规模放款，并将金融的稳健性基础建立在虚幻的繁荣之上。“中国责任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首先，中国出现经常账户顺差是近几年的事，而美国的经常帐户不平衡已是历史顽疾，曾引起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美元危机；其次，在全球经济不平衡中，发展中亚洲国家的经常账户的顺差远低于石油输出国家，为什么美国不把金融危机的责任推到这些国家头上呢？最后，200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1.52万亿美元与61万亿美元的证券化资产、607万亿美元的市场流动性相比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而美国伊拉克战争耗资可能就接近3万亿美元。

因此，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泡沫的形成，是美国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应该承担责任还是中国的高储蓄应该承担责任，其实是不言自明的。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