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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高论（5.26-6.2）

作者: 南方周末编辑部 2009-06-03 22:47:50 来源:南方周末

（原文摘编）国有企业管理者职业经理人化，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否则，国有资产的管理者未必是市场中的优胜者，而必定是“官场”中的优胜者。当然，主掌企业的“官员”也一定在市场中比普通人办的企业拥有更大话语权，并事实损害市场规则。

而且，亦官亦商、官商不分的特殊身份，使得垄断行业的国企得以同时充任裁判员与运动员，通过向行政部门输送利益及向行业上下游设立门槛等方式，令市场规则被破坏，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可见，国有资产去行政化是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要求。

第二步，是国有资产证券化。这有利于将国有资产的监管者由原来的国资委，扩大到由证监会、交易所、行业协会、上市保荐机构、会师所、律师以及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和媒体的舆论监督组成的“多位一体”监管网络，从而形成对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倒逼机制”。

但这样的国有资产证券化事实上回避了国有资产原始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国有资产本来归全民所有，让国民再购买国有资产股份，会出现重复购买的问题；更何况，国民贫富分化悬殊，以目前的财富水平为基础重新分配国有资产，会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而“资产券”在权利扭曲的情况下更难实现公平。

解决以上问题，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把每一个国民的平等的国民权益，都确立为基金账户上的份额，通过将国有资产股份注入国民权益基金，建立两层的委托代理机制:即国民通过占有国民权益基金，平等占有国有资产，而国民权益基金则进驻国有资产的董事会，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以这种方式或者类似的措施，寻找国民权益与国有资产之间的利益联系，实现国有资产与公共事业的利益输送机制，应当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推荐理由】国企取消行政级别乃老话题。作者却层层推进地将论述重点落脚于三层清晰判断，明确了国企改革方向和步骤。虽然，“三步曲”未必为决策层采纳，但由浅入深的层层推进却已经洞悉了国企改革的核心难题，据此提出破题的路径选择，令人耳目一新。

No.3拆迁户不商谈的权利也很重要

《东方早报》，6月1日，作者：肖华

（原文摘编）近些年来，随着物权法的实施，我们越来越多地强调拆迁户有商谈的权利，有了商谈的权利，开发商也越来越不敢强制拆迁、暴力拆迁。可是我们却忽略了被拆迁户不商谈的权利。其实，不商谈也是一个人基本的权利。

我们看到，在一些地方一旦遇到开发商和被拆迁户谈不下去的情况，往往就是放弃计划或改变规划。如媒体报道，日本静冈县一个重点建设项目，于1998 年动工建设，可去年9月发现，因测量有误，规划跑道西侧1400米处有100多棵树，这些树超过了机场附近障碍物高度的限制。县政府想砍树，但树的主人不同意，无奈之下，静冈县只能将原规划的 2500米长跑道缩短至2200米。日本静冈县遇到矛盾时，我们看到的不是采取不停地骚扰树的主人的方法，而是宁愿改变原先规划。

被拆迁户没有不商谈的权利，或者该权利不被尊重，那么一些开发商就会随心所欲地骚扰被拆迁户，当他们被骚扰得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恐怕谁也不能保证一些极端行为的不发生。

【推荐理由】“不谈”本来就是保护个人财产权甚至人身权最最基本的权利。在市场中，买卖双方缺一都无法形成交易，这是最基本常识。当然，对于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的除外。现实中，谈私有财产保护、谈物权，总有点曲高和寡的感觉，具体化成“不谈”，却有积跬步而致千里的意境。

No.4为官心理失衡的缘由

《长江商报》，6月1日，作者：鄢烈山

（原文摘编）《求是》杂志近日刊文提醒领导干部，“为官心理失衡就会走上邪路”。文章还说：“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这话很对。

开国上将张爱萍晚年曾说：“我们当年参加革命，一是不愿当亡国奴，二是希望人民过上好日子。”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如果结果不是这样，他当初就不会参加革命了。

如果共产党人坚持张将军这样的信念，那么，《求是》文章所指出的，“当前有些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论辛苦论贡献，自己不比社会上一些富起来的人差，总觉得自己吃亏、不合算、心理失衡”，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我相信贪官污吏的堕落有一个过程，除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除了信念的崩溃，“心理失衡”这一条只是原因之一。毕竟，我感觉用信念滑坡只能从思想道德层面说明腐败的浅表性原因，却不能从社会政治层面说明深层缘由。请问：什么时候中国共产党停止过对党员和干部讲“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远的不说，多的不说，从“三讲”到“八荣八耻”，党校与干校总在搞信念和道德教育吧？

【推荐理由】人民共和国的股肱之臣，多来自工农，故时时能为民众做设身处地之想。张爱萍将军的率真之语，让人感怀。掌权者当体察之，以不负前人。

No.5儿童电影不要老想着教育

《扬子晚报》，6月1日，作者：朱四倍

（原文摘编）“拍儿童片，费力不讨好。开机没有钱，院线不接招，映后不叫好，国产儿童片像政治课，中国的儿童片没有国外的儿童片吸引人……”

正如影评人指出的那样，国外的儿童片对儿童的智力和想象力都是个启迪和丰富的过程，对感情是个宣泄的过程，对经历是个大开眼界的过程。但我们的儿童片，似乎除了单一的说教，甚至是灌输，便再无特色。我国儿童电影存在一个致命弊端，就是开始创作时就先想这个片子要教育孩子哪一点，于是编一个故事头尾很清楚，线索很分明，我就是要教育某些人。陷入这种思维定式的电影，孩子会喜欢吗？

据说，中国有一个专为儿童电影设立的奖项——“童牛奖”，甚至颇让外国导演羡慕，改革30年来获奖影片也是洋洋大观，但问问孩子，得到的回答却常常是《哈利·波特》等外国电影，而不是那些童牛奖影片。“童牛奖”的热闹大大超过了儿童对影片的反响。

或者，我们的儿童就只能观看国外的儿童影片。我们要能赢得孩子，赢得未来，而不仅是用那些“童牛奖”来证明儿童影片的存在。而要达到这种愿景，首先要摆脱的就是把教育儿童当做电影的重要功能甚至是惟一功能的陈旧思维。

【推荐理由】儿童的头脑中充满了想象和不确定，挖掘出这些不确定的巨大能量，抑或给其套上笼子，好的儿童片导演的差异就在于此。其实，大人们对孩子的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别用成人的思维来想象孩子，那超出了大多数“大人”的能力，这或许就是文章最要告诫那些自以为是的大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