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多数决原则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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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人所知所行的多数决原则（Majority Principle），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当然是西方的舶来品。但神州万里，往史千年，中国人的头脑中就从未萌生过类似的思想吗？

前些时候，读到美国政治学家海因伯格（J.G.Heinberg）《多数决原则的历史》（1926）的译文（张卓明译，载《法史学刊》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触发了我的联想和探索，遂对中国古史中的多数决问题作了初步的文献搜寻。因为研治之日未久，积累之功未深，而且此课题又少所依榜，自不可能周到；但考虑到问题的重大，研究的缺乏，姑先草成此篇，以作投石问路。

研究史的回顾

对于中国古典民主问题的追溯，学界并非一无所论，但大都着重于思想层面，仅作思想史的梳理，而忽略了制度和规则方面——多数决问题，似乎就可算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盲点。以我个人的涉猎，则仅知有以下数人而已。

严复1903年所译英人甄克思（E.Jenks）《社会通诠》（1900）一书，有“国家之议制权分”一章，对多数决有专门讨论，称之为“从众之制”：

用代表之治制，而操国家议制之权，则必先有一法焉，而后有以行其制也，则从众是已。夫从众，今日有议院之国所同用也。虽然今同，而云古即如是，则不可。古之民不识从众之义也……议院之从众，仅始于近古，前夫此者，未尝以众同为决议之物也。

可知甄克思认为，即使在西方，多数决也是近代才形成的制度。故严复亦承其义，在按语中表示：

宜乎，古之无从众也！盖从众之制作，必社会之平等，各守其轸畔，一民各具一民之资格价值而后可。……即今中国，亦无用从众之法以决事者。

但甄克思又自相矛盾地指出，古代社会有一种“哗噪之选举”：

其始之出占，非若今之书名投匦也，众各呼其所举者之名，为哗噪，所众举者，其声洪以闻，所寡举者，其声微以弱，此其以众蚀寡之道也，其法之粗如此。……效战陈之行列，而料简其人数，此亦古法也。

通过双方呼声的大小以分胜负，是为呐喊（shout）法；通过分行计算人数的多少定胜负，是为分列（divide）法；两者都是多数决的原始形式。这就意味着，多数决原则虽在近代西方始大行其道，但却不能说仅仅是近代西方的产物。

以西方民主观念和制度为参照，发掘本土相应的史迹，是近世以来中国思想家一种自然而然的思路——梁启超作于1896年的《古议院考》是如此，作于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仍是如此，他在书中引用了《左传》所记栾书（武子）的对话，并说：

……读此一段，可以知吾先民对于“多数取决之制度”，作何等观念。多数取决，为现代议会政治一铁则，良无他道足以易之。……栾书之言谓两善相均则从众，果能如此，真可以现出理想的好政治，独惜言之易而行之难耳。（《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论”第三章）

又根据《尚书》、《周礼》、《左传》等书指出：

《盘庚》有“王命众悉至于庭”语，《大诰》《多士》《多方》等篇，一读而知为周公对群众之演说辞。以此推之，或如希腊各市府之“全民会议”。盖古代人少，实有此可能性也。《洪范》所谓“谋及庶人”，殆遵此道。……古代人民最少对于此三项大政（按：指国危、国迁、立君），确有参与之权利。此种方法，在人口稍多的国家，当然不可行，故战国以后，无得而稽焉。要而论之，我先民极知民意之当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则始终未尝当作一问题以从事研究。故执政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论”第三章）

梁氏的分析虽甚简略，但已挑明中国上古存在多数决观念，也存在尊重民意的观念，尽管这类观念有极大的局限性。后来顾敦鍒的《中国议会史》也沿袭了梁氏的见解（苏州木渎心正堂民国20年版）。

据我所见，对中国是否存在多数决原则一事，恐怕以萨孟武研讨最多最详。他曾将德国法学家耶利内克（G.jellinek）的Das Recht des Minoritaten节译成《论少数人的权利》（1895），此著远早于《多数决原则的历史》一文，对多数决的起源已有一定的论述（见《孟武自选文集》，[台]东大图书有限公司民国68年版）；六十年代初他的《民主政治的本质》有“多数决的制度”一节，综述了多数决的历史，实际上是多数决在西方的历史——他征引的西学文献，除了前述甄克思、耶利内克的著作之外，也已包括海因伯格的《多数决原则的历史》（见《民主论丛》，[台]正中书局民国51年版）；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里，他又重复了《民主政治的本质》中的认识，并附带申论：

吾国古代没有“多数”与“代表”的制度，因之先哲就没有民主思想……因为先哲没有民主思想，所以他们多寄望于圣君贤相，俾能实行for the people（按：民享）的政治。何况既然注重贤圣了，贤圣的观念更剥夺了“多数”的观念。（[台]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国58年版，页17）

其后在《儒家政论衍义——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体系及其演变》一书中，他一方面延续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结论，仍指中国未曾有过多数原则和代表制度；另一方面又稍有修正，根据《孟子》、《申子》、《韩非子》及汉代史事指出：

代表制度，吾国先哲绝对未曾想到；多数人决定的方法，有时亦曾采用，但未曾确定为制度。（[台]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国71年版，页390）

还有，他的《西汉监察制度与韩非思想》一篇也提到：

今日民主国家无不采用多数决之法，而在汉代，固然有时也以多数人之意见为标准。（《孟武随笔》，[台]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国58年版）

可见，萨氏倾向于认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多数决原则，也不存在民主观念，但有保留地承认多数决的存在。

此外，日知（林志纯）根据西方古典民主解读中国上古社会，将西周时代“国人”的干政方式称为“国人会议”，强调其中的民主性质（《〈春秋〉经传中的“国人”——试论古代中国的原始民主制》、《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中西古典学引论》，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这对于讨论先秦的多数决问题，也是可参考的视角。

以上各家，相对而言，我较认同梁启超的见解。我的简单看法是：中国上古（先秦）自不存在欧美式的近代民主政治（自由主义政治），甚至也没有形成古希腊、罗马式的古典民主政治；但若谓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古典民主的观念乃至制度，则是可以成立的。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我们仍能发现多数决原则的痕迹。

多数决观念举例

在我看，多数决原则在先秦的流传并不隐晦，只不过历来的研究者缺乏问题意识，故习焉而不察，视之而不见耳。最突出、最典型的表述，就见诸《尚书·洪范》。《洪范》一篇，假借箕子对周武王宣讲的形式，提出“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政治宪章九条，其中第七条“稽疑”有云：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远古占卜与国政不可分，占卜就是政治，而占卜时三人从二，岂不是一种特殊的多数决吗？而更重要的还是下文：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

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

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

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此处的“汝”，即箕子称呼武王；“汝则有大疑，谋及……”指国有大事，须与各方共议。而所谓“汝”（王）、“龟”（卜者）、“筮”（占者）、“卿士”（贵族）、“庶民”（平民），则分别代表了五个方面的表决权——陶希圣曾将此视作王、贵族、庶人、僧侣四者的投票权（卜者、占者都属僧侣，拥有两票的权力），但他仅着重于投票权所代表的身份或等级（《辩士与游侠》第一章，商务印书馆民国20年版）；而就事论事，这段话在辞义上首先反映了一种多数原则：“从”即同意，“逆”即反对。五票同意，就是全体通过，谓之“大同”；一般情况，凡三票同意，两票反对，则算多数通过，结果为“吉”；大约因为王和卜者、占者的地位特殊，如王、卜者两票同意，或卜者、占者两票反对，则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这样以五票的多数为决，跟斯巴达由五个执政官表决作决定（据《多数决原则的历史》），可谓不约而同。

我相信，将此视为多数决原则的明确表达，是绝不勉强的；尽管它恐怕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制度设计，而不曾真正成为实际运用的规则。前人如严复、萨孟武固然都没有注意到《洪范》这一节，就连梁启超，也仅拈出“谋及庶人”一句；惟有陶希圣以“投票权”指称其制，已接近认识到其中蕴含的多数决观念，确有卓识。

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曾引《周礼·秋官司寇》以下文字，证明中国早期的民本观念：

小司冦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小司冦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志而弊谋。

这里的理想设计，正与《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用意相通，“国危”、“国迁”、“立君”三事，也即《洪范》所谓“大疑”。下文又说：

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则无论国家大事，或民事诉讼，都要听取“万民”的意见而作决定，这显然表现出一种尊重多数民意的理念。

据《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对齐宣王谈及任用人材时说：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

由“左右”，而“诸大夫”，而“国人”，颇与《周礼》“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的次序类似。“左右”之言不可听，“诸大夫”之言也不可听，“国人”之言方可听，又可见对最大多数民意的尊重。

《周礼》、《孟子》都有尊重多数的观念，则《洪范》对多数决制度的设计，也就不是孤立和偶然的了。《洪范》可能成于战国初年（据蒋善国《尚书综述》第十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孟子》在战国中期，而《周礼》的成书年代聚讼纷纭，似乎也以战国说更可信据（参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页4-8）。如此，三种文本的时代相去不远，其所表现的观念也就更适宜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