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得他们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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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一个将死之人，媒体过去就应该就是拍照，而他的旁边有相应的人来帮助他们。杨丽娟事件也应该是这样，可是他们没钱买票，没钱吃饭，到了兰州也没有地方住，这个时候本不应该媒体出来做，但除了媒体谁来做？如果没有媒体给他们捐钱，他们也许就会饿死。如果有一个中间机构，那么媒体是不是也就没有所谓的“拿钱买控制”了呢？正是因为社会有缺环，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检讨的是去补缺环的人还是这个缺环呢？

我从头到尾都没把杨丽娟和家人当成怪人，既没有歧视，也没有顺从。

“你能理解我们吧？”我记得杨丽娟和她妈妈不停重复着这句话，还有一句是：“你不会害我们吧？”其实两个问题都不需要我回答。她们说的每件事情我都能理解，她们跟小老百姓没有区别，只是因为这件事情跟刘德华有关。

我就把她们当成普通人对待，每个人都喜欢回忆让自己高兴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挑拣历史，我有耐心，听她们讲想讲的东西。当晚，杨丽娟的妈妈请求我留下来跟她一起住，为了留住我，给我泡了最后一碗从香港带回来的方便面。

三天之后，她们给了我杨勤冀留下的电话本。我所做的，就是花了两天时间，把电话本上的几十个电话挨个打了一遍。

采访之前，陈明洋跟我有一席长谈，杨丽娟的爸爸是为什么，借钱给他们是为什么……我还记得跟陈明洋半开玩笑地说，也许兰州人都过着《读者》一样的生活。

知道得越多，责任越大。比如最后帮杨勤冀借了11000元去香港的人，一个曾经见义勇为的人，当时也要被逼疯了，自己做点不成功的小买卖，养活妻子和两个女儿，还得为别人还钱。采访完后，我掏出钱包里所有的钱，以纯个人名义给他。后来刘德华知道了，通过我匿名帮他把钱都还上了。

我曾经有过很大的犹豫，要不要这样把他们曝光在世人面前。如何选择材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能绕开的我尽量绕开，比如她们家庭里更多“奇异”的事情，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能让自己的文章出来，让读者觉得猎奇，或者把他们妖魔化。

如果要对杨家的行为问无数“为什么”，有些情况是无法绕开的，比如杨父的奇异家庭、杨母的前后生活、杨丽娟父女的关系。杨丽娟一家如果不是公众人物，没有人有资格把这些东西公开，但他们使用了媒体，并因为成为公众人物获得了好处。另一方面，他们是公众人物，同时他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不能把他们逼到墙角。

怎么使用题材，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博弈过程。我非常理解编辑张捷想把杨家父女关系的一段提到导语里，引起读者注意的方法，但我坚决不同意她这么做，而是把这段意思，非常轻地藏在文章之中。

跟张捷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分析杨丽娟一家的逻辑是否重要？张捷说，精神病人也有精神病人的逻辑，精神病人蹲在角落里，他认为自己是一棵蘑菇。我认为，精神病人的逻辑是，这一次他认为自己蹲在那里是蘑菇，下一次他蹲在角落里可能觉得自己是椅子，再下一次别人蹲在那里装蘑菇，他可能会嘲笑别人：你明明是人，为什么要装蘑菇？

就像每个人有挑拣历史的权力一样，每个人也会选择性地遗忘历史，甚至在意念里改变历史，谁能确定杨丽娟真的做了一个“梦”？我之所以不让张捷删掉导语里的纯叙事部分，是因为这些细节能传递出不易察觉的杨家，比如“每次接起电话，她都会以‘我现在真的不能接受访问’开头，跟对方聊上半个小时——从这个记者嘴里听来的话，她经常会放到跟下个记者的聊天中解释，让每家媒体都有‘独家专访’。”也许“梦”也是某个邻居聊天时对他们家的提醒——他们也许就是在人们一步步的常规逻辑下，建立起来了让别人认为可行的逻辑。如果你留意，正文中所有杨丽娟说“梦”的部分，我都加上了引号——这是一个媒体的态度。

我认为把摄像机架在杨丽娟家里，基本上是一种猎奇。我很喜欢风端关于“摄像机”的说法，一个人的悲剧绝不可能是独立发生的，一定有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与其在杨丽娟家架一部摄像机，不如在杨丽娟家外架一部摄像机。

杨丽娟家外有什么呢？一个资源枯竭的小镇带来的上一代的灾难；灾难下无奈而错误的结合；普通人无法摆脱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遭到歧视的精神生活、心理问题；义务教育的缺环；邻里、社会关系的恶性博弈；经济和精神贫穷带来的猜忌、多疑……拆分开来，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无法逃脱的困境和麻烦。

阿干镇的采访要归功王轶庶，我所采访的拍阿干镇纪录片的邴哲，就是他的朋友，王轶庶自己以前也曾去阿干镇拍过很多东西。邴哲最吸引我的话是：“阿干镇出杨丽娟这样的人就不奇怪了。”怎样的人？为什么不奇怪？

第二次邴哲陪我们一起又去了阿干镇。我看到了一个当地的“多国部队”，穿着各种军队组合衣服，像暴烈刑警一样指挥交通的疯子。街道最多能容纳两台车并行，而他舞着旗子几乎占满整个街道。同行的邴哲提醒我不要拍照，这个疯子在阿干镇上很多年了，至今仍然具有攻击性。

杨父跳海之后，有人开始批判媒体，媒体有错吗？

如果没有媒体的资助，杨家母女从香港出境到深圳，身无分文，完全可以饿死；没有媒体资助，她们也无法回到兰州；没有媒体，他们在兰州也只能露宿街头……媒体想把捐的钱找一个中间机构管理起来，既不让他们饿死，也不让他们拿着钱再去找刘德华，但没有人、没有机构愿意接手——谁同意接手都是一个巨大的麻烦，你不能责怪任何人，这本来就是社会的缺环，我们没有这样的机构。

我更想探讨的，是导致杨丽娟一家走到今天的合力。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杨勤冀认为见了刘德华，一家就能好好活下去；杨母认为，自己很委屈，但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家庭和孩子；杨丽娟认为自己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如果多年前就达成，就不会有今天的悲剧了；刘德华认为不能给粉丝错误的鼓励，这样会导致更多的人自杀、卖肾；收到杨丽娟情书的中学老师认为不能伤害杨丽娟，才把情书交给她爸爸……事情的结果，却是一步步走向错误和悲剧。

报道刊出之后，杨丽娟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向我寻求各种帮助，我也会经常给她打电话，问她的近况，提醒她去领社保、找工作。最耐人寻味的，是杨丽娟有一天告诉我，她被一帮疯子骚扰，电话、短信不断，他们就是想要见她，想要帮助她。“你说我该怎么办？”这是杨丽娟的原话——她从没想过，自己要见刘德华的时候，别人是不是也在焦虑这个问题，“你说我该怎么办”？

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的好事，但却带来了一个错误的结果。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