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与“诺贝尔”之间

如果《南方周末》能够真正践行自己的新闻理想，那我就应该把此次的瑞典之行看作是跟百年诺贝尔合作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在斯德哥尔摩临海的地方，有一个CRAND HOTEL旅馆。1840年建立,距今有160多年的历史。

当年康有为流亡欧洲的时候，就下榻在这个饭店。中国人称它是“大旅馆”。CRAND HOTEL是诺贝尔各科获奖者在斯德哥尔摩的下榻之地，在它四层楼的客房是专设的诺贝尔得主套间，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学、文学奖得主都会有规定的房间。在文学奖得主中，住过从1901年法国的普吕多姆到2000年的高行健等所有获奖者，房间里有100年来文学奖得主的肖像和签名。在2004年和2005年的诺奖颁奖时刻，文学奖得主的房间是空着的，耶利内克与哈罗德•品特的缺席使这套客房成了无人居住之所。

隔着海面，能看到对岸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那里是举行诺贝尔奖典礼晚宴的地方。

在斯德哥尔摩的白天穿行在街区，开始感觉到隐隐的困倦，因为在那个时刻，我的身体应该处于睡眠之中。抵御睡意并不困难，因为平时我就不是一个嗜睡贪梦的人。但是抵御睡意的结果是此后再也没有深沉的睡意。所有的时间都变成了工作的时刻。因为想着把事情做好，因为实际上面临的困难的巨大和障碍的繁多，所以我的神经是紧绷着的。

我让自己小心而谨慎。包括出门必须带好钥匙，坐地铁必须熟记返回住处的路线及住处的英文名称，熟记要抵达的地方、要找的人。所有的日程都是安排好的，具体到某一个时刻，某一分钟。接我的朋友说瑞典是典型的欧洲国家,讲求效率和规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计划之中。

我冒着连绵的冬雨在雪地里行走，在计划之中赶到瑞典外交部国际新闻中心报到，朋友安排他的学生——斯德哥尔摩大学一个女生玛丽莲——做我的向导兼翻译，和金发碧眼的女孩子穿行在雨中的斯德哥尔摩城区，我看着街上行走的神情安详的老人、表情单纯快乐的青年男女、天真的儿童，看他们在色彩丰富的建筑物中出入，我对这种安详的城市突然怀有亲近的感觉。

玛丽莲操着半生的汉语，兴致勃勃地讲着她对中国的见闻，但是我想的是必须拿到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的入场票，这样我才能安心做别的事情。

外交部的国际新闻中心在大街旁。走进那座尖顶穹形的大楼，推开新闻中心所在的会议厅，我看到悬挂在墙壁上的金色的诺贝尔的肖像，忙碌的工作人员正在操持关于诺贝尔纪念周的有关活动，会议新闻中心为前来采访诺贝尔的国际记者提供了免费的办公设施：在一张蒙着绿色台布的长桌上摆好了英文和瑞典文两种语言版本的新闻资料和诺贝尔纪念册，并为前来采访的记者免费提供电脑、传真、打印服务，工作人员热忱，尽责，有求必应。

我要做的是和新闻官Leander见面，当面感谢她的邀请。采访诺贝尔奖的各国记者会在半年之前递交采访申请，因为我递交采访申请已晚，瑞典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官员潘薇和瑞典外交部需要努力和斡旋才能使采访成行。我见到Leander，向她表达了谢意。我希望这一次的合作是开始，而不是结束。Leander温雅、耐心，她对中国《南方周末》专程派记者采访诺贝尔奖表示了惊讶和感谢。

拿到新闻稿、诺贝尔纪念周的日程安排。两个小时之后我赶去诺贝尔基金会参加到斯德哥尔摩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身材高大的基金会秘书长站着发布了他要传达给媒体的消息。包括整个诺贝尔纪念周的日程安排、前来出席颁奖典礼的嘉宾名单、装饰颁奖现场的花朵和晚宴的菜肴。

诺贝尔基金会是诺贝尔奖执行机构，负责纪念周的所有活动。在基金会幽静的走廊的尽头，陈列着诺贝尔金色的雕像。在墙壁之上悬挂着一百年来诺贝尔获奖者的照片和他们所获得的金质奖章。我觉得应该有一位摄影师和我一起来工作。这是我在新闻发布会最直接的感受。在这里很多的瞬间都是珍贵的。捕捉和记录他们，对一张负责任的大报来说是应尽之责。

和前来参加报到诺贝尔奖的国际记者相比，我的优势是可以用心观察、聆听。劣势是英文不灵光。我所携带的工作器材是简陋的——从采访机到照相机。等我用行前从记者站借到的数码相机对准基金会秘书长拍摄的时候，我充了一夜电的数码机竟然没电。换了我应付意外而携带的佳能照相机，但是和国外记者的长枪短炮比，我的佳能照相机显然是落伍了。如果说有愤怒，那是我此行惟一的愤怒。我差一点把那个破旧的数码机砸了。

如果《南方周末》能够真正践行自己的新闻理想，那我就应该把此次的瑞典之行看作是跟百年诺贝尔合作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这是我的看法。

我想报纸必须要有远见，就像记者要有卓识一样。建立联系，熟悉和巩固各方的关系，是我给自己的采访之外的任务。在来自欧美的国际媒体记者中，有不少人是常年报道诺贝尔奖的，那些人盘据在斯德哥尔摩，伺机而动，闻风而行，他们成为诺贝尔奖相关消息的传递者。他们以此建立自己所服务的媒体的影响力。我想如果我有抱负和有足够责任心的话，我应该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那时候我在斯德哥尔摩街区的奔走和穿行就有了方向和动力。我想我要熟悉这座城市，熟悉这里的人、街道，熟悉它的风土、历史和文化。

因为在身体困倦的时候，我成功地抵御了睡眠，结果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来睡眠，在夜长昼短的斯德哥尔摩我只知道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工作。因为没有睡意，因为很多事情需要做实。

在诺贝尔纪念周要想见到获奖者并不难。诺贝尔基金会安排了获奖者在纪念周的系列活动。

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会有获奖者的讲座，讲座之后会有新闻发布会。在诺贝尔博物馆也会有获奖者和公众见面的机会，在瑞典学院的会议厅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发表演讲的地方。

听众以他们的热情、耐心的聆听、教养和理解力显示了对诺贝尔获奖者的尊敬。到达斯德哥尔摩的第三天我冒雨坐火车到斯德哥尔摩大学，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奖得主在紧邻大学的皇家科学院做讲座，坐在挤满新闻记者的演讲厅里，看获奖者与听众的交流。讲座之后是午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狭长的会议中心，在一字排开的长桌上，摆满了杯盘佳肴和美酒，午宴对学生和公众开放，在这里获奖者可以和听众获得很好的交流。

颁奖的时刻是获奖者面对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获奖者显示其风度和见识的时刻。获奖者会恰当地表达自己。

哈罗德•品特因为健康的原因是缺席的，但是他还是充分而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瑞典学院专程赶赴英国在品特的休养之地，录制了他的讲话。我在瑞典学院的演讲大厅通过视频看到了品特的演讲。他坐在轮椅之上，盖着毛毯，身体看上去很虚弱，他的手指和嘴唇在颤动，但是他的眼光和他的言辞是锐利的，他犀利地批评美国的国家主义，批评美国在伊拉克的侵略行径。他的演讲获得了长久的掌声。

瑞典学院前任常务秘书长斯图尔•阿兰是我在北京就认识的，因为跟瑞典驻华大使馆的交往，也因为对诺贝尔奖的关注，大使馆安排我对前来北京参加斯特林堡纪念的斯图尔•阿兰和马悦然的专访。到斯德哥尔摩后，斯图尔•阿兰和马悦然分别安排我参观瑞典学院，在那里看到了这个被世界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是如何工作的。

诺贝尔也不全是光环。在斯德哥尔摩有媒体爆出现任秘书长涉嫌房地产炒作的丑闻。也有瑞典学院派别争斗的传说。瑞典学院年轻一代与老年一代的分歧和代沟。年轻一代处于强势，年老一代逐渐被边缘化的说法一直流行。我的想法是评委也是人，也会有自己的好恶。

我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马悦然与台湾《联合时报》驻欧洲记者傅正明笔战正酣，所涉话题不外是瑞典学院的派系争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有一则趣闻是说，有一记者，每年在诺奖结果公布的时候，他就会在席间大喊一声：评得好！不管获奖者是谁，他都会大喝一声，庄严的诺贝尔因为该记者的举动就有了闹场的色彩。秘书长请该记者吃饭，跟该记者谈判，希望他能不喊。记者答应不喊了。但是又有别的记者在秘书长宣布得主名字时，大喊：选得好！

我想我是不会喊的。对于这个有一百年历史有世界性声誉的奖，我觉得理解比挑剔重要。客观表达、中正呈现比哗众取宠重要。

等我真正熟悉并身在其中的时候，我可能会喊。

但现在我要倾听、观察、理解和呈现，对我和我所服务的报纸来说，这是重要的。

（相关报道：“诺贝尔奖专题”报道2005年12月8日、22日25版，15日25-28版，获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南方周末新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