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高官省长发问

省长哭了，新鲜；但重点是省长为什么哭。省长落泪不应是判断一篇政治人物访谈成功与否的标志，毕竟我们不是做《艺术人生》，比起省长的眼泪，他说到官场环境掣肘时一句“欲哭无泪”来得更有价值。

写海南省长卫留成采访提纲是如何设计的，着实有些为难——地球记者都知道，写采访提纲是绞尽脑汁的思想过程，无论预先准备问题还是在现场追问，缺乏故事情节可写。

不过交作业的由头还是让人开心的，采访卫留成的访谈稿《“做官我宁可糊涂  但干事我不糊涂”》获1月份南方周末新闻奖，这印证了高官访谈坚持走新闻路线才是正途，要做深度时政报道而非平淡的宣传稿才有价值，才不负印在南方周末新闻纸上。“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这话同样适用于高官访谈，争取到好的采访机会很重要，不浪费采访机会也很重要。

然而有评委认为该报道获奖的理由是“准备非常充足，访谈中省长几度落泪”，我倒认为这种说法可以商榷。采访卫留成之前我和朱红军在饭桌上了解到他的不幸身世，当时我们掩饰着内心的兴奋交换眼色，但是个人生活的不幸在时政报道中仅仅是边角料，不是主体内容，因此在采访提纲中我只设计了两个问题：

“孩子的名字往往寄托着父母的希望，你的名字‘留成’有什么寓意？”这里的“险恶用心”是引他讲出小时候生病被母亲扔掉，又被邻居捡回“留下来就成”的悲惨童年。

另一个是：“有很多被查处的贪官是穷孩子出身，你觉得苦难童年对人从政后的作风，有没有规律性的心理影响？”后来在现场没来得及问。

省长哭了，新鲜；但重点是省长为什么哭——当时他在回忆已故的母亲和前妻——任何人对自己的人生伤痛都难免落泪，省长落泪不应是判断一篇政治人物访谈成功与否的标志，毕竟我们不是做《艺术人生》，比起省长的眼泪，他说到官场环境掣肘时一句“欲哭无泪”来得更有价值。

写此文时正值北京召开“两会”，对我们采访到卫留成起决定作用的海南省政府王秘书长作为海南代表团成员来到北京，请他吃饭答谢时得知，卫留成此次赴京之前，包括央视新闻会客厅在内的七八家媒体传真到海南，要求在两会期间采访卫留成，统统被谢绝了，有记者在会场外拦住卫要求采访未果，当场愤愤不平地说：“可省长接受了南方周末寿蓓蓓的采访，写了两个版！”自从南方周末采访之后，卫留成不再接受任何专访，“至少在最近半年,”王秘书长说。

“你们的采访是最深入的,”他说，“多少家媒体来海南采访老卫，从来没有先对周围的人做‘预采访’。”

“为什么呢？”我问，“难道其他媒体没提出过预采访吗？”

“因为你们是南方周末啊，我知道南方周末的分量，”王秘书长说，“而且接受你们采访的时间长，没问完就增加一次采访，因为提的那些问题很吸引老卫。”这位可爱的秘书长在海南第一次见到我和朱红军说：“我爱看南方周末。”立刻赢得我们的好感，并且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第二天强行从卫留成满满的日程中硬挤出一个时间段给我们采访。

盘点一下见报的35个提问，其中事先列在采访提纲上的有25个，不到全部问题的一半，另外10个是现场追问。事先准备的问题与临时追问的比例是5：2。

在采访提纲上的25个问题中，14个来自看书面资料后的思考，11个来自预采访过程中的发现。

14:11:10，即“纸面上的思考：调查后的发现：现场追问”。这个比例是恰当的，一次扎实的访谈所经过的阅读分析、实地调查、追问，三者不可互相替代，我就从这三个环节梳理一下当初的准备工作。

啃资料

看书面材料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出发之前，我自己和新闻助理纪冰冰、马宁宁分头从网上搜了60页资料。我有一个奇怪的发现，不同的人按同一个方向查的材料居然毫不重复，完全可以互补。

记不清我和朱红军是11月14日还是15日到海口的，总之第一个星期一事无成，我们之间的常用对话是：今天干什么？——在房间各自看资料吧。时间之充裕，以至于朱一度想在海南捎带做个题。

出发之前我们有意对海南方面隐瞒了动向，以防被挡驾。由于朱红军前期联络的努力，海南方面已有接受采访的意向，这次出差的目的是督促敲定具体采访时间，并对省长周围相关人员做预采访。我们很快发现了自己的一厢情愿。

负责接洽此事的政研室工作人员见到我们吃了一惊，反复问怎么现在就来了——确定采访时间是一个不知耗时多久并且无法预期结果的过程，而没有确定采访时间，就不能安排政府各部门的预采访——如果最终没有采访成，岂不是白白骚扰一圈。他明确告诉我们：可能白跑一趟。朱红军立刻陷入担心自己谎报军情的焦虑中，我开玩笑跟他说：“实在不行就闯省长办公室吧，这里警戒不严。”毕竟做专访必须对方配合，闯关只能是孤注一掷的下下策。

尽人事，知天命。现在回想起来，除了探视恰巧在海南吃坏肚子住院的同事鞠靖、看一场《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去海滩乘快艇一次之外，在海南的大部分日子平淡而枯燥，因为一直在埋头苦读资料。

除了卫留成的各类报道和讲话，他到任后制定的《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修订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2004年和2005年所做《政府工作报告》都是“考试”前的复习重点，尤其看“政府报告”是了解省情的捷径。

通过阅读材料列出很多具体的问题，有些可直接提问给省长，有些需要经过前期的了解、核实再形成问题。

例如后来在第一次采访时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你说过‘要努力找到企业家与政府省长的最佳结合点’，你找到了吗？是什么？”这就是看材料直接得出的问题。卫留成回答之后自己不满意，第二次采访一上来就迫不急待地告诉我们，他在随后出席的书记办公会上走神了，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梳理出自己满意的答案，“现在我可以重新回答你……”

实地调查

做时政报道有个尴尬之处，就是由于政府垄断信息，如果采访始终在外围转圈，无法打入核心，就拿不到硬材料，构不成报道的主心骨。在很多时候不是记者短时间下苦功夫就能弥补的，因此采访脱离政府常常是导致时政报道隔靴搔痒的操作上的原因。
以采访卫留成为例，在海南的实地调查分为两个阶段：长时间低效率的体制外走访，和采访省长前对体制内官员的一天预采访。

安排预采访之前，我们拜访了一些体制外人士，有当地新闻界跑省长线的记者、熟悉海南省政经的专家学者。

从见报的提问来看，除了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廖逊（用到2个提问）之外，与其他人的交流都没有直接用于提问，远不如短短一天预采访的含金量高（用到9个提问）。换言之，假如没有争取到体制内预采访，提问的深度必将大打折扣。

例如，关于卫留成在海南推行问责制，雷声大雨点小，采访中我说：“问责制最重的处分是责令辞职和建议免职，到目前出台十个月了，投资环境投诉中心也已经结案24件，还没有一个处分结果比较重的例子”，引用结案数字时，卫留成瞪大眼睛说：“这个数字我都不知道。”十分专注地往下听，我接着说：“我们了解到一些人对新制度有比较大的期待，我想问的是，问责制迟迟没有用起来，是不是该问你省长的责呢？”

问责制落实的情况，是我们头一天特意从省监察厅查到的，当天像赶场一样去不同的职能厅，上午最后一站是监察厅，出来时已经下午一点了。

当晚王秘书长请我和朱红军吃饭，这顿工作餐颇有斩获，宾主聊兴甚浓，有些不可能对当地人讲的话告诉了我们这两个听得懂的外人，我感觉王也很开心有这样难得的说话机会。吃得越久收获越多，但我无心吃下去，因为晚上还要赶写采访提纲，第二天一早就上战场了。大约九点我们回到酒店，一小时后伍小峰、张立做完版从广州飞来，十点多我趁着还不困回房间继续写，这时才刚有了开头，写到凌晨两点半强迫自己睡觉，为了到现场有力气提问。

我的习惯是了解所有情况之后写提纲，如同采访结束后写稿，预采访一天下来现写确实有点手忙脚乱。不过累积到最后不仅提问思路清晰，也可以往骨架上填肉了。

出差之前的打算是剖析卫留成从企业家到省长的角色转型，以及海南特区不特的前途，计划到海南考察方向包括海南发展新思路，比如填补前任空白的，前任未做重点、他重点做的；就职两年来的施政效果；如何适应环境及对环境的影响；私下打听省长与书记的关系。这些方向在实现中没有大的调整。

现场追问

酝酿采访提纲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化学反应，吃下一堆材料问了一堆人之后，理性的思路变得鲜活了，一个个具体问题自己会跳出来，我的工作就是排兵布阵，按逻辑给它分堆儿，哪一嘟噜提问搁哪儿，调整前后顺序。

到了采访现场，提问顺序又会调整，是成嘟噜地调，有些问题自己是知道答案的，有些不知道，有些他回答的和咱事先了解的不一样，可能一个回答意外牵扯到另一嘟噜话题，那就顺势转移阵地，融会贯通。包括一些追问，有时并不是一句提问，而是把谈话内容引申到更深层次的叙述句，也是基于化学反应阶段的思考，如仅凭机敏、嘴快解决不了质量问题。

其实采访要做案头与调查工作是每个记者的常识，不是访谈所独有的工作程序，只不过由于报道形式单一，就要求内容更要吸引人，对记者的提问质量自然有更高的要求，准备问题时也就更不敢懈怠。

在我国，高官访谈不可能做成负面报道，如何把正面报道做得“不像”正面报道，尽可能具有新闻性，有深度，在业务领域的确值得探讨。我认为高官访谈的最高境界是能让访谈记者与访谈对象双方获益，不仅了解到官员在想什么，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想，还能提示他们可以有新思路新想法，就有新闻可做了。通过我们的系列访谈，如果能有更多官员展示出新思维、高境界，这个国家就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