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是新闻的“囚徒”

沈灏说：瞧，那些新闻的圣徒！我不喜欢这一蕴含道德优越感的自恋话语。我们首先是新闻的“囚徒”。

3月16日晚上10点，“非主流”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你的《第三次改革论争》怎么和昨天给我看的不一样？”他对有关他的内容被删改和文章中添加的内容意见不小，但对整体调子还是认可的。几天后我在MSN上碰到了一同操作这一专题的笑蜀，他说，“杨帆这次很难得。”

为什么很难得呢？诸位也许知道，这位杨帆教授信奉斗争哲学，自命为“非主流”的“中左派”经济学家，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主流“极右”经济学家们斗争了十多年。采访杨帆之初，笑蜀就提醒说，跟他打交道一定要谨慎，录音和来往邮件都要留下记录，被他抓住把柄，麻烦就大了。

杨帆认可这一报道，用他的话来说是“稿子还是比较客观的”。

抛开这篇报道其他不说，我接受这一评价，也想在此把一些想法和同事们进行交流，同时进行自我教育。

在我看来，“客观报道”原则原本是新闻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在本报近来的一些操作中，却总是受到有意无意的忽略。本报一些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较大争议，也无不和对客观报道原则强调不够有关。

我记得有同事曾在内部论坛上说，我们老是在一些常识问题上争论不休。很遗憾，这仍然是一个常识性问题。

一

我们是周报，做的是深度报道，追求对新闻事实的深入挖掘和背景的深入解读，为读者提供丰富立体的信息，这是新闻的第一种深度。这种深度指向的新闻报道的事实本身，也是我们对深度报道的最主要的理解。

但在我看来，新闻还有另外一种更为基本的“深度”：对某一题材新闻价值的最大限度的深入挖掘，对客观、公正、平衡原则的较好体现，包括在文字表述上对新闻文字规范的坚守，如简洁、直接、有力等。这是我们做新闻本身的深度。

本报作为中国的第一新闻周报，追求第一种深度无疑是应有之义，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对新闻本身的“深度”的追求。记者业务的提高，包括本报新闻操作的成熟，无疑要以这一深度为标志，而“客观报道”，便是体现这一深度的关键词。

二

记得去年本报的《一场虚拟世界的反歧视大战》在同事间引起很大争论。当时我曾和编辑在电话中说，周末同事从持赞同和反对意见的人的背景来看，有一个很有意味的分野：赞同或者部分赞同的，多为非新闻科班出身，而反对的多为新闻专业出身。为什么呢？后来我们总结，非科班出身的人较少新闻条条框框的束缚，会注重新闻的创新；而新闻科班出身的人强调对新闻原则的坚守，往往会束缚自己的头脑。

新闻无疑要创新，这样的观点我坚决捍卫，但我以为新闻的一些基本原则仍然要坚持，创新要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进行。

“客观报道”当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玩意就像当年“马克思主义概论”课里所讲的绝对真理一样，可以无限接近，但是永远不能到达。虽说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可不管怎样它是新闻操作中力求达到的有益的目标，我们必须将它作为新闻操作中的态度、思维方法，甚至是信仰。也是我们职业道德的要求：不要用头脑中的偏见歪曲报道本身。

客观报道避免主观判断影响对事实的认知，体现在写作上已有一套规范，例如准确（对消息来源的引述注明出处）、简洁，还有公正和平衡——我要再次说，这决非一些同事认为的是使新闻操作“锦上添花”的东西，而是新闻安身立命的根本。再具体地说，无非是客观地表述事实，不要对事实预设价值判断，平衡引述双方的观点，引述某人的话不断章取义，用事实本身来说话而不是自己跳出来发言等。

这些看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那可是相当的难，包括我自己，每做一篇报道的时候，自己想说话的冲动和保持报道的客观和平衡之间，便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斗争。

三

原谅我要在这里举一些例子，包括本报的一些报道，完全针对报道本身，请原谅。

很多同事都看过《南方人物周刊》关于何祚庥的报道，这无疑是一篇解气的报道，但也有可探讨之处：作者在访谈前的自述，访谈后一边倒的评论，无不具有鲜明的好恶偏向，报道引起何祚庥强烈的反弹，甚至要向上告等，这些有他恼羞成怒的因素，但报道的倾向无疑授人以柄。在我这个新闻业内人士看来，其实在客观平衡上可以做得更好，这也有利于更好保护自己。

这里我又要说到我们做过的“方于之争”的报道（方舟子与于建嵘的争论）。在这里我只想说一下标题“两败俱伤的恶战”。李海鹏曾解释道，没有判断就没有新闻报道，他担心，“如果我们退一步，只求稳妥的话，我们总会得到乏味的正确，但会失去接近事实核心的机会”。我的观点是，这是一个评论的标题而非新闻标题，因为它指向的是对事实的价值判断，而非海鹏所说的“事实核心”。道理很简单：事实本身需要的是陈述，而对事实的价值则需要判断。事实上，客观报道（包括深度报道）从形式上看总是乏味的，不如评论来得立场鲜明和酣畅淋漓，但它的力量也是不言自明的——事实的力量，隐藏在事实之中。

我非常理解并欣赏杨瑞春在内刊中表达的报道初衷和“赋予一个事件以意义”，但我仍坚持认为，“初衷”只能通过报道去发掘和探寻，而不能从一开始就用来引导报道本身。“先入为主”的成见是我们在做新闻时永远应该警惕并避免的。人为地要去“赋予意义”，也许是策划者在评论或策划整体中想体现的努力，但从最终意义上说，新闻的“意义”是读者通过对文章提供的事实信息的各自解读赋予的，他们才是新闻的主人。

所以，不是“不要高估读者”（我记得有几位同事这样说过，令我骇然），而是永远不要低估读者。不要用我们的头脑代替读者的头脑，不要用我们的见解代替读者的见解——你们照着我说的去想吧！我们做深度报道，我们提供丰富层面的事实，提供对事实的各种分析，还在对事实、观点的选择和排列组合中渗入我们的立场和判断，OK，足够啦，我们做的已经比该做的多，剩下的事留给读者吧。他们赞同，他们反驳，他们吵，他们骂，他们理性，他们非理性，接受这样的结果，观点市场从来都是这样的，这比千篇一律的认知要好得多。

这世界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同样不存在绝对的谬误。真知灼见，总会在复杂混沌的观点争论中悄然浮现。

四

在周末内部，有两种心态，容易影响新闻的客观性。

一是精英心态。

我们是大报记者，是新闻业内的佼佼者；我们是文化人，是知识精英，有思想有见解，急于向社会发言，用我们的见解引导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很多人在做新闻的时候，不仅是记录，更重要的是要影响时代的进程。

这些也许有些自恋，也许都不错，但归根到底，我们是记者，那就要做记者该做的事。我们必须通过新闻，通过客观的、平衡的新闻来影响社会舆论。你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新闻之外，可以尽情直接表达，但在新闻中，只能通过对事实的客观、平衡的报道。

别忘了，新闻就其性质而言，更接近于历史而非文学。在西方，大众传播是社会科学，而不是人文学科。

二是草根心态。

这在本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我们对工人、农民，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有着天然的同情和悲悯，我们怀着底层立场行走江湖，以笔为旗，替天行道。我们甚至怀着天然的道德优越感——我为穷人说话，如同真理在手，报道天然正义，对报道的批评就是恶意的攻击，就是对弱势群体利益的漠视，在道德上是不齿的，应该受到谴责。

问题是，谁赋予我们为他们代言的权利？我们又有何德何能，能够真正为他们代言？而他们究竟是需要代言，还是需要真正由自己发言？我们只是记者，不是绿林好汉，报纸不过是大众媒介，不是哪个群体的工具和代言人。

我从不认为报道弱势群体比报道跨国公司更有道德优越性，更不认为做前一报道比做后一报道会让心里更“踏实”。道德是针对所有人的社会评价，从来不属于新闻评价这一职业评价体系的内容。对新闻的评价，就在于新闻本身的原则。

“道德优越”心态真正的危害在于，它极易影响对新闻客观性的判断，甚至在将新闻写成道德文章后，还天然地认为这就是客观的新闻报道，并且不容批评和指责。这一旦成了记者和报纸的方向，记者将羽化为圣人，而报纸将走上神坛，在万众膜拜的虚妄中走向迷狂。

这种趋向在过去一度很明显，到今天也未根除，出现在我们报纸上的一些新闻，新闻操作上存在的硬伤被忽略，文中显露的“底层情怀”却受到美誉，显示出对新闻评价“道德化”的苗头，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

从中国到外国，历史上有多少悲剧都是以道德的名义造就的。中国的底层民众从来就不缺乏代言人，一次次为他们代言的结果，是民众由此永远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他们从长久的沉默到短暂的血腥爆发，玉石俱焚，中国的社会完成了一个治乱的暴力循环。

关于这一点，可以读读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没》。

慎提“为民众代言”，剥去虚幻的道德优越感，尊重底层民众的痛苦和希望，但不必用文人的悲悯情怀去同情他们，按新闻规范操作我们的报道。

或许佛家的慈悲，才是真正的境界。

五

我们要做客观的专业的新闻，要做有意义的新闻。那么意义在哪里呢？周末的老领导用到一个很好的词：启蒙。

什么是启蒙？将理性从虚妄神话的镣铐下解放出来，将人从恐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从“五四”，我们开始启蒙运动，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国家转型，至今仍在起点徘徊。

启蒙什么？理性。通过报纸的报道，传播理性，促进理性在中国的精神土壤里发育成长，传播科学与民主，我以为是本报“记录时代进程”的核心价值所在。

卢跃刚说，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官智未开，民智初启”。民智是什么，我的理解是社会理性力量的增长。这里面无疑有我们这张报纸的贡献。

杨瑞春所讲的“知识分子的话语暴力”，唯有依靠理性的不断增长才消除，而这一点要通过我们自身的理性的客观的报道来推进。偏颇的报道同样是一种话语暴力，“以暴抗暴”的结果，是理性永远无法落地生根。

以此来评价我们的新闻操作，例如有的报道，在网上引起普遍的情绪反应，尤其是对社会的非理性谩骂——这在当前的社会不公的大环境中当然很正常的，从表面看也似乎扩大了本报的影响力，但这对于本报“启蒙”的核心理念而言决非有益的工作，而是走向了反面。我们报道新闻，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促进民众对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积累社会的理性资源，用理性精神刷新中华民族的精神天空，一步步建设公民社会和现代国家。

沈灏说：瞧，那些新闻的圣徒！我不喜欢这一蕴含道德优越感的自恋话语。我们首先是新闻的“囚徒”。既然如此，我们不必将手伸出窗外用力呐喊，在一个个囚笼里点燃火光，同样能照亮阴暗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