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

我相信中国文化中的最好的精神传统:“士”要做他应该做的事,而不只是喜欢的事。

在这个报社,记者们常常在预料到某些报道无法发表之际,仍然听命于编辑部,按时赴事发地去做明知徒劳的采访。我并不认为这是“纪律”所致,除非这一纪律恰如康德所谓之“心中的道德律令”,出于自由,而非他由。我相信中国文化中的最好的精神传统:“士”要做他应该做的事,而不只是喜欢的事。

1、职业化程度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说:“我写作,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为了特定的读者,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如果把其中的“写作”换作“采访写稿”,这就是我对待新闻工作的态度。我想自从进入《南方周末》以来,我已经加入到了一个促使中国进步的事业之中,作为中国千万记者中的一员,我一直为此深感幸运,因此无论周遭气氛如何,上述信念始终如一。

不过,既然应把这份报告当作是一次有意义的回顾,我就应该诚实地说,我首先是在为自己工作,而非为某种理念。我从事新闻工作,在谋生的目的之外,首要的梦想恰如博尔赫斯所说,只是希望对得起自己人生中这一点吉光片羽般的时光,葆有应有的单纯,以便多年之后追忆往事,可以无愧于心。在此之后,我的目标才是承担起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

在这个报社,记者们常常在预料到某些报道无法发表之际,仍然听命于编辑部,按时赴事发地去做明知徒劳的采访。当我也如此行事时,我并不认为这是“纪律”所致,除非这一纪律恰如康德所谓之“心中的道德律令”,出于自由,而非他由。我相信中国文化中的最好的精神传统:“士”要做他应该做的事,而不只是喜欢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会为《南方周末》服务多久,这取决于我做得怎么样,也取决于它做得如何。我知道的只是,无论为时多久,这段时光都会是相当特别的经历。对我来说这份工作就像是在军中服役,我未必有着职业军人的理想,但是花上几年时间为他人尽责,却是自己心灵的幸福。

正是因为有此念头,我才得到了更为真切的现实感。历史和文化让我获知了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明确的感情,我有多爱它,又有多恨它,而新闻工作却让我了解到现实世界有多么复杂和幽深。我想这种了解的必要,也正是优秀的新闻报道的价值所在,在历史和地理的向度之外,我们的工作亦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何为中国。我相信在这民智已经开启的年代,好的新闻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而记者对自身职业的尊重正是这一切的前提。

在大学毕业后的全部新闻工作经历中,包括做实习生的时代,我都认为自己可以不必堕落,就能生存。我不曾利用职业之便为自己牟得任何微小的利益,不曾写阿谀权势之作,更不曾曲解事实以使报道更引人关注,这是我喜欢过的生活。对于编辑部派出的题目,只要报社确实需要,无论有无兴趣我都已去尽力完成,这是我应该过的生活。

在我为《南方周末》工作的数年后,我仍然为它感到自豪,它对优质新闻的追求仍然体现着职业的尊严,对精神苏醒的渴望也从未消逝。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份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报纸正徘徊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之所求,仍然是问心无愧。我觉得这就是职业化的态度。

2、业绩

2002年10月我正式进入《南方周末》,此后近3年的时间里,在工作上经历了3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在2003年6月之前,我隶属于专题部,为“城市版”提供报道。当时这个版块在报社内部受到同事们的轻视,北京记者站的会议上充满了对它的批评。当2003年10月我的一篇“城市地理”报道获评佳作时,我被告知,这是“城市版”的第一篇佳作。我不是很适应当时的操作思路,因此工作的积极性只能说还不错而已。不过如今回忆起来,我认为当时的“城市版”应该得到更好些的评价才对,对于一份有理想的报纸来说,即便是失败的尝试,也不能说毫无意义。

2003年6月,杨瑞春调任专题部主任,“城市版”的风格随之变化,开始重视题材的新闻性,并强调特稿的操作方法,与整份报纸取得了精神气质上的和谐。这一年的年末,专题部和新闻部合并后,“城市版”取消,它的功能则由“新闻二叠”延续。至2004年6月前后,在我看来,专题部已经成为《南方周末》最有活力的一个部门,这也是我工作最富热情的一段时间。

2004年6月至当年年终,在情绪上受到影响,我的工作量有所下降。直到这年岁尾,既出于欲求振作的心理,也受到报道题材的吸引,我的工作量又回到了正常的状态。

2003和2004年,我共获评月度佳作10篇:《更绝望的人死于高空》、《举重冠军之死》、《他和他的四颗肾脏》、《一场秋雨导致的交通瘫痪》、《富商吴良定:10亿元打造助学基金》、《人工盲童》、《无情戒毒术》、《沈阳儿童村:一个复杂的“丑闻”》、《农民富豪的乌托邦》、《悲情航班MU5210》。

另有《解密小汤山》获当月好策划奖,《故宫大修:不可能完美的大修》获当月佳作提名。

《举重冠军之死》获“2003年度南方周末杰出表现”之“杰出特稿”奖。

2003年获奖篇目未统计。未发稿未统计。

在我自己看来,以上奖项主要是在一年时间当中获得的,即2003年6月到2004年6月。2003年我发表报道43篇,新闻性强的篇目集中在下半年;2004年只发表26篇,为前一年的60%,精力的付出又主要集中在上半年。

以这两年的总的工作量上说,我应该超出了全体记者的平均量。不过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多些,这也是事实。

与同事聊天时,我曾经说过,也许要再过几年,《南方周末》才能看清“特稿”对它的贡献。在新闻价值观、题材开拓、采访思路、事件理解和文本表现方面,我们的操作水平都远远领先于国内同行,即便称之为业内标杆也决不为过。谙熟“特稿”操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本质元素也就是周报周刊的本质元素的强化版,它的核心竞争力也代表了周报周刊的核心竞争力,它的经验会在相当程度上帮助《南方周末》在未来几年中保持同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令我自豪的是,我有机会参与其中,既享受到了开拓的乐趣,又能对报社有益。另外我自己也是获益者之一,在采写硬新闻时,特稿操作的技能也对我帮助良多。

进入2005年,我在工作量上恢复到了“高峰”时期的水平。原因是,现在我更愿意以一种职业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工作。“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对我来说,《南方周末》就相当于这句话里的“国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伦理的力量在我身上渐渐超过了激情,因此我愿意这么想:就《南方周末》的光辉传统和卓越地位来说,只有我亏欠它的,没有它亏欠我的,余者暂时不计可也。

也就是说,如今我是在为《南方周末》的精神传统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此时此刻的这份报纸。

既然缺乏影响力、美誉度、反馈率和转载率一类的准确数字,评价自己的工作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能说的只是,我配得上《南方周末》这4个字。在一些多家媒体共同竞争的题材上,我的工作算得上不辱使命。为了实现自己对稿件的期望值,至少在50%的次数里我曾经奋力挣扎。报道的得失成败,既在于个人的素养,又在于用了几分心,下了几分力,这么说来我也还算勤勉。

我对自己的业绩的评价是:以合适的方式,为《南方周末》的精神传统与职业水准增添了光彩。

3、观念

在报道《董建华七年》时,我曾对一起合作的经济部记者余力说,在我的设想中,这篇报道的主人公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董建华,另一个是香港这个城市。我想这种思维方式在我的新闻操作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

1、没有任何一个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是孤立存在的;

2、揭示题材背后的秘密,是深度报道的责任,也是周报的核心价值所在;

3、丰富而不冗余的信息总是会受到欢迎;

4、多层次的结构是优质新闻的基本特征。

最终,受到对题材的熟悉程度的限制,这篇报道并没有达到我预期中的效果。不过在拥有了相对丰富的经验之后,我意识到这种“挫折”完全可以接受。对于操作深度报道的客观规律,我的认识带有一种数学概率的性质:

1、自我要求越高,达不到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

2、高标准的要求提出的越多,完成目标的绝对次数就越多。

关于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新新闻等新闻形式的观念,从亨利.卢斯到埃德温.埃莫里,早有数不清的人发表过数不清的论述。不过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观念的由来都与其他事物一样,仅仅是基于需求和提供的双重可能。在我读到大多数相关论述中,论者都强调,在信息发达的时代,如果新闻仅仅强调客观、及时和独家,就必然要走向穷途末路。在国内的报纸行业中,人们对于深度报道的重视,也大多基于对电视和网络作为信息主渠道的地位的认同,试图避其锋芒,打造自己的核心产品。

些看法,都是以行业分工和读者需求为认识核心。

在我看来,相比被动选择,主动提供的意愿更为重要。我相信,只有以主动而非被动的态度去操作深度报道,它才会真正地焕发光彩。

在对小说领域的观察中,我认识到,从各个方面讲,报纸的深度报道都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正如摄影从绘画中汲取养分,电视新闻向电影学习技巧,报纸新闻也一直在受到小说的影响。在目的上,新闻与小说别无二致,都是讲述故事,勾起并保持读者的好奇心,试图传达文字背后的意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历史更久,经验更丰富,对从业者的素养的要求更高,因此在技术能力上远远领先于新闻写作。

在我读过的优秀的新闻特稿作品中,有极少的篇目,在捕捉事实本质的方面,已经不逊色于最出色的小说。不过总体看来,即便是最好的新闻作品,在对事实的表现和理解两个层次上仍有上升空间。

基于其自身属性,深度报道不仅可以向小说学习,还可以借鉴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等人文学科的方法。这些学科与新闻一样,一直在追问“何为真实”,而且比新闻行业更有经验。

在一般新闻中,好的记者会采用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用较小的篇幅叙述发生了什么,用较大的篇幅叙述它是怎么发生的。

文字失分于图象的,是它的不够直观,而它胜于图象的,则是信息的丰富和明晰。如果一个记者富于观察力,写人状物又能绘声绘色,那么他就可以用文字报道同时集纳到电视和报纸的长处。对于一般新闻来说,这已是优胜的秘诀。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这一类型的新闻在技巧上已经缺少拓展空间,而且也不需要再做什么拓展。

 

对于《南方周末》深度报道的未来,我则充满期许。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深度报道并不是“普利策获奖特稿”中那些描述疾病的感人篇目,也不是香港报章上那些描述权力交替的“内幕”报道,而是这样一种理想中的作品:

1、题材重要,揭示时代的本质;

2、不断指向事件背后的终极推动力;

3、关怀公共利益;

4、信息的收集、择取和推演过程与事实本质相符;

5、具备吸引眼球的亮度;

6、具备艺术的真与美。

事实上,这几点的核心只是一个词:“正确”。正如海明威所说,在绝对意义上,描述一只猫如何拐过街角,与描述一个国家如何历经沧桑一样难。对于新闻来说,“正确”是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

拙劣的新闻之所以拙劣,往往是因为它不够正确。如果一个记者缺乏好奇心、理解力贫乏、对他人的境遇冷漠、习惯于人云亦云,那么即便他“忠实”地记录自己看到听到的一切事物,也只能做出肤浅的报道,不能呈现出事件的真实一面。类似的现象,我们在大多数电视新闻中都可以看到。

问题是,人们很难改变一个不懂得理解某一特定事件的记者,因为症结往往在于他这个人本身。我相信,在模糊的世界观背后,必定存在着一个得过且过的人生。正如天文学可以击败宗教,对人类文明遗产的学习也可以提高记者的能力。
一个好的记者的特征是:

1、愿意为题材付出比别人更长的劳动时间;

2、掌握好的方法。

因此,我的新闻观念最终会回归到最朴素的层面:对于新闻价值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学术思潮,而是记者本人。

《南方周末》以及中国新闻业的未来发展,都取决于对类似的常识的尊重程度如何。

4、目标

毫无疑问,我从来没有过进入一家媒体的中层或者管理层的念头。相当多的中国普通记者一旦年近中年,就会为未得晋升而感到焦虑,其中既有对自己前途的担忧,也受到周围人群对其能力的评价的压力。在我看来,记者的话语权受限,以及难以在工作中获得利益和成就感,是这一状况的根源之一。另一根源就在于,媒体的市场化程度仍然相当低,其内部生态仍旧维持着官本位的传统。

对我来说,做一辈子记者则远非不能接受的选择,如果这个职业我能做得好的话。

7岁时,我的姥爷问我:有三个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一个跪着,你要做哪一个?当时我回答说,我要坐着。我觉得坐着比较舒服,听上去地位也比较高。他说,坐着就不对啦,人应该站着,不欺负别人,也不受别人欺负。我花费了很多年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凑巧的是,当我明白时,我已经成了那个站着的人。

如今我提起这段往事,并无挑战“管理也创造效益”的格言的企图,我只是想说,在地位之外我还可以有其他追求。

我相信,双手劳动可以慰籍心灵,这是人生的要义。若想享受到生活中的欢乐,那么辛苦与逍遥缺一不可。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相信只有记者才是新闻业的核心力量。我相信在未来一些年里,国内的新闻行业会有更高层次的繁荣和提升,在业务层面上,能够为从业者创造丰富多彩的机会。对于记者来说,这种前景本身就是一种诱惑。

因此我的个人职业目标,仅仅是做一个好记者而已。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自己做到两件事:

1、推动公共利益;

2、写出优质新闻。

对于《南方周末》,我一直期望着它有更多的活力、激情和创造力。没有任何一份报纸值得人们尊重,除非它用行动证明了它的价值;也没有任何一份报纸能够长盛不衰,除非它不断汲取新鲜的养料,在时间中不停歇地生长。我想,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推动这份报纸前进,哪怕只起到一点点作用,都可以说得上是可贵的成就。

因此我在《南方周末》的目标,就是与它一起做到最好。如果新闻行业的竞争是一场比赛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够拿到更多的冠军锦标。我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就是这份报纸已经不复光彩,我相信它仍有进取之心。

另外的目标是,当我离开这家报社时,我能告诉自己:可以去干别的去了,在此你已经尽力。

(注:本文系作者2005年为南方周末内部职称评定而写的业务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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