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治扶植了另一个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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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地方政府的多行不义是魔鬼，而与其对抗的打砸烧行为可能也是魔鬼。监督石首政府的力量是天使，但呼吁党委干预司法以实现民粹的声音可能并非天使

在邓玉娇案和石首事件中，有一种颇具市场的观点，认为在弱者受到打压时，奢谈法治是一种凌空蹈虚的理想主义；更有人表示，当法律已经沦为当权者的工具之时，不能静待法律昭示正义。

这种谬误观点的放大，在青年法学者萧瀚针对邓玉娇案的一篇评论中有更明显的体现。他说，“中国的法律体系，由于笼罩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下，所以有大量条文是一种敌我思路下拟定的……懵然无知于这个基本常识，在中国学了法律弄不好比不学之前更不懂法的精神。”

这段话，如果单独说，也有它一定的道理，虽然放在30年前可能更恰当。但在邓玉娇案中说这些，是要表达什么意思？萧瀚此前对一些法律案件的分析表明，他并未陷入中国所有法律都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极端思维中去。那或许，他认为邓玉娇所涉的“故意伤害罪”这一罪名，比那些案件更能体现敌我思维？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遭到其他法学家批评不懂法之后，出于辩护的需要，他从个案逸出，构建了一种泛政治化的语境；这是辩论中常用的模糊焦点战术，它更多表明的是一种逻辑上的不诚实，以及选择性站队。

还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见解是：“真相不明之际，鸡蛋与石头的较量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但在邓玉娇案中，面对记者、意见领袖、律师、网民、法学家和其他社会精英（甚至还包括上级乃至中央政府），邓贵大和巴东当局是强者还是弱者？判决是重了还是轻了？我认为邓玉娇获得明显的轻判，我的很多朋友在判决前即作出准确的预测。在这种情境下，仍然将其所涉法律政治化，甚而陷入法治虚无主义中去，恐怕值得反省。

石首事件亦然。如果在5年前，一个群体性事件平息之后，常常会伴随着秋后算账，因为民间力量相对弱小，而个别地方政府又是如此“无法无天”。这个时代背景，让我理解舆论对石首善后何以担忧。但坦白讲，在石首个案变为全国性参与的石首事件后，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已和过往有明显不同。在这个时候呼吁党委干预司法释放死者家属，甚至连站在鸡蛋一边的意义都没有。

法治在中国是一片虚无吗？没有完美的法治，有的只是法治的中间地带。如果你回首30年，就会看到它日渐构建的非虚无的印记。这是现实，虽然可诟病处甚多，但法律并非从未成为我们的正面依凭力量。60年前对国民党腐败及六法全书的批判，亦可谓切中肯綮。那些矢志站在鸡蛋一边的“左翼进步青年”，在自谓推动历史进步的理念下，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但肝肺俱损的法制史上的奇迹。“文革”针对腐败和司法不公而进行的大众参与式试验，留下的也只是不堪。以反法治的方式追求法治，可能只会被证明是一种僭妄。今天一些以自由主义面貌出现的激进思维，延续的实际是60年前的左翼理想。我所警惕的是，你在反对一个魔鬼的同时，扶植了另一个魔鬼，甚至自身亦被异化。

历史上，魔鬼的对面常常是魔鬼。个别地方政府的多行不义是魔鬼，而与其对抗的打砸烧行为可能也是魔鬼。监督石首政府的力量是天使，但呼吁党委干预司法以迎合民粹的声音可能并非天使——转型期受困于暴民政治的社会所在多有，只是那些深陷于腐败与司法不公社会背景的朋友，未能正视而已。而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声音。历史并未终结，我内心因此对未来有一种不安。

（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