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六十周年系列专题之三·资本复兴】新世族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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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六十周年系列专题之三·资本复兴】

8月中，江苏省委组织部在江阴党校培训富商二代。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创业者，即将因年事已高而逐渐退隐，而这些生于70后、80后将接过父辈亲手创立的企业。中国新富阶层已经形成新富家族。

传承与革新，是这些年轻人共同面临的问题。最近几年，浙江宁波的长青班、杭州的少帅班、江苏江阴的富二代培训班，都以家族企业的第二代为目标学员，试图让他们较早地进入接班人角色。事实上，有些第二代，已经成为家族企业中的核心人物，比如万向集团的鲁伟鼎，宗申集团的左颖，娃哈哈集团的宗馥莉等人。

新富家族的掌握的社会财富与资源，让他们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们进入人大或者政协，获得政治地位，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状况。浙江东阳市横店镇，经济几乎全部依赖徐氏父子的横店集团。与古代士绅家族相比，他们对于地方的影响更为广泛。

红色家族

1949年，新中国建政之后，以阶级取代传统的社会结构，在父子互称同志的时代，世族至少在表面上消失了。但随之而来的政治家族却开始崛起。至1992年，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后，越来越多的开国将帅后人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为大众所知。例如叶选平、薄熙来等人。当代政治家族与中国古代政治家族类似，多是以开国而取得军功，承平时代累世从政。

这一时期，虽然中国大陆的商业家族消失，但在港澳台地区仍然大量存在。比如董建华之父董浩云，解放前就创立船业公司，五六十年代成为世界船王。董氏家族高峰时期，身家超过130亿港元。何厚铧之父何贤，解放前赴澳门开设银号，对共产党多有帮助，解放后长期担任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

香港与澳门的唐君远家族、田元灏家族、李嘉诚家族、霍英东家族、马万祺家族、曾宪梓家族、何鸿燊家族，均是以商业起家，传承至今，已有两三代人。唐君远之孙唐英年，为现任香港政务司长。除了田元灏家族外，其他家族均与北京关系密切。

家族企业在香港经济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香港股市中，六成七的上市公司是家族控股。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创立并发展起来的家族企业，如今正值交棒的时刻，财富转移的过程，也是企业最敏感、最不稳定的时期，香港家族企业多数选择公司化改革和职业经理人作为解决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无锡荣氏家族。中共建政后，荣氏家族其他成员均离开中国大陆，而荣毅仁及其子荣智健留了下来。在公私合营后，荣毅仁便失去了荣家的产业，直至改革开放后，才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其子荣智健在改革初期赴香港发展，在中信集团的帮助下，规模越来越大。

这一时期，政治家族与商业家族来往较为密切，互动不少。港澳的大企业家，通常是北京的座上之宾，也大都兼任着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职位。开放之初，最早来内地投资的港澳商人，后来生意都扶摇直上。一九八九年后，西方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但港澳商人不为所动，坚持在内地投资，使中国渡过了改革开放后最艰难的两年。

这六十年来，可称为世族的，只有政商两界有这样的家庭。学术与文化上的世家大族，几乎全然消失。硕果仅存的，也只有类似叶圣陶这样的与新政权关系密切的家庭。盖因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亲不亲，阶级分，倘若是世家大族，那便是专政的对象。许多大家庭的孩子，在文革时代被称为黑五类而遭到批斗，不仅羞于提及，甚至还隐瞒自己的世族身份。

最近十数年，则风气为之一变。许多人自称是世家子弟，在网上炒得不可开交。本报数年前报道过的“易烨卿事件”，即为一例。而人们对世族也开始重新认识，不再认为世族是剥削与压迫阶层。

“世族”渊源

中国自古采家国同构之体，一姓一王，对后世影响极大。西汉以儒学治国，官僚多以经书起家，子孙继承家学，累世为官，形成士族，亦称世族。东晋司马氏借助琅琊王氏立国，王氏子孙，皆入朝为官，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魏晋南北朝之后，遂形成数家大姓，把持朝政与地方政权。

自魏晋至初唐的数百年间，琅琊王氏、清河崔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吴兴沈氏，皆为百年大族，至今其后人仍以之为傲。古代官宦人家门前两根大柱，左为“阀”，右为“阅”，故又称为“阀阅之家”。当时士庶对立，泾渭分明。而世族之间则相互通婚，排斥庶族。至唐代初年，世家大族连坐了龙庭的陇西李氏家族也瞧不起。士族直至宋代中叶才逐渐衰落。

宋代以后，士才是读书人的专称，不再专指士族之人。不过，在明清两朝，新崛起的地方官吏或者大学者，其家族也成为世家大族，譬如嘉定钱氏、高邮王氏。晚清兵起，以军功获封者，不少人亦成为世家望族、譬如曾国藩家族、李鸿章家族，陈宝箴家族。

这些家族极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之时，支持康梁变法，湖南风气为之一新。其哲嗣陈散原，学问极好，陈散原的儿子陈寅恪、陈衡恪、陈方恪，皆成大家。民国的著名家族不可计数，德清俞氏家族，世代以文学为业，至俞平伯方衰。

而绍兴俞氏，自俞明震以下，皆是近代史当代史的显赫人物。其长子俞大纯生有四子，三子俞启威即黄敬，为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之父。俞大纯之妹嫁给陈散原。俞大纯之堂弟俞大维，后来为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之妹俞大彩，其夫为傅斯年，俞大维之子俞扬娶蒋经国独女蒋孝章。而俞明震之妻为曾国藩之孙，而曾国荃之玄孙曾宪植则为叶剑英夫人，其盘根错节，不可详述。

此外的学术望族尚有新会梁氏、湖州沈氏、无锡钱氏、绍兴周氏等等，不可胜记。近代世族，崛起方式各异，但后代均不脱士人习气，多数以精研学术文章为业。仅有少数如无锡荣氏、文昌宋氏，是以实业起家。

工商业者中的家族化，其源头要更早一些。家庭本位是中国传统的核心要件，由血缘、婚姻组成的家庭，通过演化与聚合而形成的家族，是古代中国的基本社会单位，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政治同盟或者经济同盟，是传统文化演进的逻辑后果。宋明以后，商品经济的经营单位从小家庭扩大为家族集团，徽商、浙商、晋商之中，也有大量的家族式的商业集团。

新富世族

最近三十年来，民营企业中则诞生了一批商业家族。这些人如今是中国商业领域中最有发言权的一批人。中国民营企业从小到大，从寡到多，已成星火之势。与辛亥革命后的实业家不同，他们面临的竞争环境非常激烈，竞争对象不仅有国企竞争，还有其他同业，发展殊为不易，但已足以令人侧目。

与国企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家族企业占到三成五。而美国、英国则有七成五以上的家族企业进入这一榜单，日本进入世界500强榜单的企业，九成九都是家族企业。而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则只有沙钢集团一家系民营。

民营企业中，有九成以上都是家族企业。在旧的信任体系被打破之后，新的信任机制短期又无法建立，以血缘和婚姻形成的天然信任关系，几乎是民营企业的唯一选择。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家族企业可能是最为理性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正因此，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民营企业中诞生出了新富家族。这样的家族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中国家族企业，马上迎来新老交替的时代。虽同为一个家庭或者家族，但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差距的极大。第二代家族企业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拥有海外留学的背景。而民营企业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些70后与80后新世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