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收录的总理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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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正在热销的《朱镕基答记者问》，既可看作对中国前任总理执政时光的回顾，也能当成对那些当事记者职业生涯的纪念。

朱 镕基也说，书的主角应该是记者。六年过去了，那些曾一对一采访过他的记者，大多还坚守在新闻一线，依旧关注中国，但也有一些已经病重，比如1993年采访 他的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已难言语，个别甚至离世，比如日本东京广播公司的筑紫哲也。他们大多将采访中国总理视为职业生涯中精彩的章节之一。

南方周末约访书中四位记者主角，回忆当年采访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这组已经没有可能收录进《朱镕基答记者问》的采访手记，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解读新中国60年历史中一段光辉历程的鲜活注脚。

基里洛夫：他的每一面都是真实的

“如果现在我还有机会再向朱镕基提问，我最想问他的是，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中国，是不是他理想中的中国？”

基里洛夫　资料图片

（时任、现任俄罗斯俄通-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2002年8月21日专访朱镕基）

我没想到自己会是最后一名采访朱镕基的外国记者。那次采访后不久，他正式卸任，此后没再在公开场合发表过一个字。我至今对这位铁腕的中国总理很关注，但可惜再也没法完成那次采访未遂的心愿。

2002年8月，我突然收到中国外交部的答复，说我们可以对朱镕基总理做一对一的专访。这让我很意外，要知道，约访中国国家领导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尽管采访申请是几个月前递交的，但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我第一位访问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是江泽民主席，1998年他在莫斯科访问，我刚好处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在他下楼时，我冲上前去，边提问边迅速被两个保镖挡住了，“请问江主席最喜欢托尔斯泰哪部作品？”——这就是我想问的。

江泽民用流利的俄语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喜欢《复活》、《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这一次，我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六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你下班之后干什么？喜欢钓鱼或打球么？

我一直希望能近距离观察、还原中国国家领导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但很可惜，外交部通知我说，朱总理不愿回答这个私人问题。现在回想起来，也许他有他的考虑。

我们的采访请求被接受，直接原因是8月21日，时任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应朱镕基邀请访华，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原因。在此之前，我们总社社长告诉我，普京总统对掌管中国经济的朱镕基很感兴趣，是不是可以申请对他做一个访问。

2002年是普京总统上任第二年，他在中俄两国的政经关系上比前任总统叶利钦做了更大的推动，那一年也是中俄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得非常好的一年。普京总统可能是希望媒体做媒，让两个还不熟悉，但彼此感兴趣的朋友自然地熟悉起来。

我相信朱总理那么快接受我们的访问，也是在释放友好的信号。

采访地点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朱镕基接待卡西亚诺夫总理的地方。我先到，大约20分钟后，他进来了。我开始用中文提问，此前我曾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被他点到提问，当时说的也是中文。但显然，他对我印象不深，只淡淡地说了句，你中文说得不错。面目表情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整个采访过程就是在这种严肃、正式的氛围下进行的。外交部给了我们大约20分钟的采访时间，但事先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份书面回复。所以，我也不奢望去表现自己，临场插问，我清楚自己的作用是为两个国家搭桥，而不是两个个人之间的交流。

我的问题集中于中俄两国在政经方面的关系及未来的走向，他回答问题很慢，音调也不高，但这个坐在我面前的中国领导人让我无时无刻不感受着他的气场，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和控制力，给人以威严和安全感，像只狮子。他是一个标准的男人。

有人把朱镕基比喻成“经济沙皇”，但我更愿意用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对他的昵称“老板”来形容他。沙皇也有很平庸、干不成大事的，而他是一个真正的老板，中国这么复杂这么大的经济摊子，在他手中就像一盘棋，他能从容地控制棋局的走势。

整个采访中，朱镕基始终显示出“老板”的严谨和距离感。我知道他并不是每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都这样。此前，他在美国、日本访问时，曾幽默地透露他是“妻管严”，所有工资都上缴夫人；还曾在日本TBS电视台的直播现场拉京胡。

他是一个标准的外交家，知道在什么场合使用怎样的姿态和距离。他在美国和日本的表现，也许是为了分别向两国民众展示中国国家领导人亲和、乐意沟通的一面；在我面前，他有意保持距离感，也许是为了传达国家的立场，把个人的东西最大程度地淡化。

这种距离感和当时的中俄关系蛮像的，双方都乐意进一步交往，但还不至于马上就成为“哥们”。他的每一面都是真实的，都服务于这个国家的外交策略。

20分钟满，工作人员提醒我们时间到了，但那时我才问了三个问题。所以《朱镕基答记者问》书中刊登的这篇专访是当时的书面答复。朱镕基匆匆离去，他要去迎接卡西亚诺夫总理。

这次严谨而标准的采访只好匆匆结束，虽然它的历史任务已经达到，但我还是蛮遗憾的，直到现在我还想知道，他下班后都干些什么。

我是在《答记者问》出版后才知道这件事的，这本书在中国60周年国庆日的前一个月出版，我想，原因可能一是这个国家想对曾经的领导人表达一种感谢，二是希望借此书激发大家讨论现在中国该做什么吧。

我1986年就来到中国，先读书，后做记者，见证了中国真实的发展，江泽民和朱镕基一起工作的时期，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全面进入平稳的发展阶段。现在的中国仍在享受他们努力来的成果，并争取更完善的进步。

如果现在我还有机会再向朱镕基提问，我最想问他的是，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中国，是不是他理想中的中国？

刘尚哲：忘了索要题词

“韩国政府至今没有邀请达赖喇嘛访韩，我想这与他当时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回答中发出的强烈信号有一定关系。”

刘尚哲　资料图片

（时任韩国《中央日报》北京特派员、现任《中央日报》中国研究所所长，2000年9月参与专访朱镕基）

2000年9月21日，我们如约走进中南海接待厅时，朱镕基总理已经坐在那儿了。他正在对摆放摄像器材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把机位放在我正对面，不要拍我侧面，我的侧面没正面好看。

我们的采访团共有7人，包括会长、总编、国际部主任，会长和总编还是专程从韩国飞到北京来的。我们一直期待这个难得的采访。

自1998年3月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以来，我们就开始递交采访申请，但一直没有消息。我们从中国外交部得到的消息，申请采访他的全球媒体有70多家……那时，感觉全世界的眼光都聚集在这位雷厉风行的中国新任总理身上。

2000年7月左右，我们得知朱镕基应韩国总统金大中邀请，将在9月份访韩，我们再次向中国外交部递交采访申请，并强调其具有双重意义：此次是朱镕基总理首次访韩，其次，《中央日报》恰逢35周年纪念。

两个月后，我们接到外交部通知，朱镕基接受采访，时间是45分钟。

我们当然很兴奋，要知道我们淘汰了多少竞争对手呀，所有韩国媒体都要羡慕我们，这是一个多漂亮的独家新闻！

朱镕基在韩国很有人气，当时韩国民众中还流传过一个段子：韩国要加强进口，就进口朱镕基这样的官员吧，因为朱的反腐决心和经济改革的手腕在韩国很得人心。

因此，我们组成采访队伍后，就围绕着中韩合作、反腐、经济改革来设计问题。相比西方的记者，我们提的问题要温和得多。也许这是亚洲记者共同的特点。我想我们也没必要去设计充满火药味的问题，中韩两国关系不错，且韩国希望能够继续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彼时，中国政府正力主西部大开发，韩国许多企业很希望能参与其中。

我们的洪锡炫会长负责全程提问，其他6人在旁边记录。朱镕基回答问题时，眼睛主要直视着洪会长，偶尔也会照顾到我们。

作为必要的准备，采访提纲事先已交至中国外交部，朱镕基照例是有备而来的。但当洪会长问到他对朝鲜工业园区搬迁问题的态度时（2000年5月，金正日访华期间，朱镕基建议金正日将工业园区地点从中朝边境的新义州移到离南北边境比较近的地方，《朱镕基答记者问》书中有摘录），他没有正面回答。 

坐在会长旁边的总编有些着急，写了个小纸条递给会长，建议他就这个问题再追问一下。要知道，朝韩问题一直很敏感，中国政府的态度很重要。但朱镕基仍然模糊处理，只说和金正日讨论了很多问题，包括经济上的，以及对他的看法。

我们后来把他模糊、没有否认的回答，视为默认意见。他很懂得拿捏轻重，在另一些问题上，又回答得很强势，很坚决。

当时，韩国一些宗教团体正在试图说服政府邀请达赖喇嘛访韩，韩国政府的犹豫让一些团体很不满，觉得韩国太看中国眼色行事了。洪会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很坚决地说这不是看谁眼色的问题，而是一个尊重和遵守自己与中国建交承诺、保持自己国家信誉的问题 （《朱镕基答记者问》书中有摘录）。

韩国政府至今没有邀请达赖喇嘛访韩，我想这与他当时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回答中发出的强烈信号有一定关系。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时间已经超过了约定的45分钟，朱镕基没有管身边工作人员的提示，继续聊着。我能感觉到他心情不错，兴致很高。我想他同样也能感觉到我们对他的尊敬程度。

一些轻松的话题也被提及，洪会长还问他，有没有关注过韩流？朱镕基说他连中国电影都看得不多，且“韩流”容易让人想起“寒流”，应该叫“韩热”。

全场都笑了起来，朱镕基自己也笑了。

后来知道他在和我们见面之前，接受了日本NHK的采访，并给他们题词“清正廉明”。我们觉得很是遗憾，应该趁热也向总理索要35周年社庆的题词，要知道，他一般可不轻易题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