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君王论】校长高锟

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前校长高锟最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不但是每个“中大人”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每个香港人、每个中国人的光荣和骄傲。

1986年，作为中大学生会副会长，我有机会参与遴选新校长，曾经与作为校长候选人的高锟会面。老实说我对他印象普通，并不很欣赏。大家可以想象，学运中人，最爱把话说得慷慨激昂，最爱谈信念、价值、理想，顺理成章也集中火力质询高锟这些问题。而他就像不少“理科人”一样，拙于词令，甚至有点口吃，所以双方并不投机。

但我后来知道，一个人话说得不够漂亮，并不代表对信念、价值和理想没有坚持，相反他可能有胸襟以实际行动，把这些表达得更加铿锵有力。

1987年，我接任中大学生会会长，与高锟校长续有交往，慢慢发现他平易近人，说话十分随和，与之前那些一脸威严、最爱训示我们的校长很不同。

有同学曾目睹校长与太太手牵着手在校园超市买巧克力；我也曾在一场关于日本黑社会暴力文化的校园电影观赏和讨论会中，看到他静静地坐在一旁参与（不是大张旗鼓、剪彩主礼的那种）；昨天有同事告诉我，一个小小的校内社科研讨会，“理科人”校长也曾出席，还举手发问……这些小事都显示，高锟校长当时真的很投入校园生活，而且全无架子。

无论如何，1980年代是香港学运比较温和的时期，真正的考验出现在1990年代。当时香港学运走向激进化，以批判和冲击权威为己任。

1993年10月，中大30周年校庆，举办了盛大的“开放日”来庆祝。当时学生组织最痛恨歌舞升平，于是执意要与校方对着干。

开放日那天，中大冠盖云集，喜气洋洋。正当高校长要当众致辞时，激进学生冷不防冲上了主礼台，在众多嘉宾、家长、同学以及校友的众目睽睽之下，誓要抢走校长手中的话筒，以表达另类的声音，还拉开了“两日虚假境像，掩饰中大衰相”的横幅，台上乱作一团，扰攘达数分钟之久。学生还当场游行，派发内藏传单的避孕套。

校长被迫走下主礼台，我的一位朋友当时是《中大学生报》记者，第一时间冲上前去采访，他为示威同学忧心，询问校方是否会惩罚学生。校长却一脸诧异地说：“惩罚？我为什么要惩罚学生？”

很多年后，有一晚与老师关信基教授促膝谈心，提起这件事。他透露，事后几乎各方面都排山倒海地要求处分那批学生，但有3人自始至终坚持反对，最后才能顶住压力。其中一位，就是本来最为丢脸、最受屈辱、最应该义愤难平的当事人高锟校长。

可惜当年的学生组织并不领情，坚持对抗到底，出版学生报，不乏侮辱性的辛辣字眼，令教授们为之侧目。校长却始终以平常心对待，对这些一直敌视他、跟他对着干的学生疼爱有加。

他每年从个人账户中拿出两笔各两万元的款项，分别捐助给学生会和学生报中有经济困难的同学；每年都亲笔写信，感谢学生组织对大学的贡献；在一场教授与学生可能因教学评核而对簿公堂的官司中，为学生顺利调解；还时常阅读学生报，把学生们批评校方的文章，转达有关单位，要求改善。哪怕学生运动处处针对他，他还是真心诚意鼓励同学参与。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3000余名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遭到北洋政府镇压，32名学生被捕。大家可能并不知道，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最初并不赞成学生示威，一度在北大校门前出言劝止，学生报以嘘声。但一知道学生被捕的消息，他便二话不说，全力投入营救。他走到六神无主的学生面前，表示发生这些事，他当校长的应引咎辞职，但一定先把被捕学生营救出来。

在蔡元培牵头下，北京14所高校的校长一起投入营救学生的运动中，并且联合发表声明：“学生的行动，为团体之行动，即学校之行动，决定只可归罪校长，不得罪及学生一人。”蔡自己更多次表示，如能释放学生，“愿以一人抵罪”。在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之下，到了5月7日，北洋政府终于释放了被捕学生。

有时我们不能奢求校长与学生政见尽同，但我们应该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尊重和爱护。

高锟校长不是那种能为大学募得很多捐款的人，也不知道夸耀自己把大学建设成世界“第N大”，所以当年校内有些声音质疑其领导能力。有人揶揄：“李国章（继任校长）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开完的教务会，他却要开上3个小时。”我想，今天回望大家就会明白这是包容、兼听的代价。

所以，有记者问我当年高锟校长是否很受爱戴，我只能遗憾地说：“有些人就是如此，要经过一段时间，有了一段距离之后，大家才能对他看得清楚。”后来，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当年参与抢话筒的同学，今天终于理解校长的苦心了。这是教育工作者最大的欣慰。

关信基教授在接受报章访问时由衷地称赞：“高锟是历年曾合作的中大校长中，最自由开放的一位。”我想这是十分中肯的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