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批评发展中国家，是不诚恳的”——德国能源署总裁斯特凡·科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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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世界观

“我们不能一方面从发展中国家买到便宜的产品，一方面却批评它们污染了整个世界的环境。”

“中国的中央政府对于新能源企业应该有一个可持续的补助标准。”

2000年，德国出台了全世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可再生能源法，并在其后的实施中几经调整，最终助力德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而德国能源署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机构，确切来说，它是政府占有50%股权的公司，但作为智囊团，它负责给政府提供行业发展咨询意见，另外也承担着政府意志下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具体开展。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颁布于2005年，现在修正呼声又起。而德国经验正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不久前，德国能源署与中国的住建部达成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核心就是引进德国的节能技术和经验。

南方周末：最近的中国，部分新能源产业被指产能过剩，德国也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吗？

科勒：现时的产能过剩其实是和经济危机有关系的。

德国也一样，因为经济不景气，各行业都有衰落的问题，可再生能源行业也不例外，这必然会导致公司间的优胜劣汰。中国目前的可再生能源行业正在崛起，特别是中国生产的太阳能模块，充斥着世界市场，经济危机让整个市场的价格掉了下来，这多少会引起了很多小企业的强烈不适应，甚至破产。

南方周末：前段时间，德国的太阳能生产企业要求政府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你怎么看？

科勒：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倾销运动。德国也是WTO的成员，所以法律方面不能设置贸易壁垒，这在现实中也行不通。我看到过太阳能协会发起的反倾销的提案，他们只是想在政府间游说，来保护它协会中的成员。但我不相信他们会成功。如果说德国要反对某种国外进来的产品，这种可能性只会出现在违反德国的道德标准的情况下。比如说，有些国家的企业可能使用童工，或者他们的生产是占用了很多的农田，把很多农民赶走，或者破坏原始森林，对环境起负面作用，我们才会建议不买他们的产品。

南方周末：正如你上面所说的，中国是多晶硅出口大国，多晶硅本身是一个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有人批评中国是以污染了自己的环境为代价，为外国的清洁环境埋单。

科勒：如果以牺牲环境去发展新能源，那么新能源就没有意义了，中国应该尽力去避免。我已经看到中国正在出台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标准，中国民众的环保意识也在觉醒，前段时间，我从《法兰克福汇报》看到一个统计报告，中国2008年有7万起民众抗议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的投资行为。当然这个具体数字我不知道是否准确，但这说明一切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就是德国以及很多发达国家，这么多年来，已经把很多生产设施迁到国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里对环保的要求比较低。正因为我们把重污染的工业都推到了国外去，我们才有了一块比较干净的土地。所以我们不能一方面从这些国家买到便宜的产品，一方面却在批评这些国家，说他们污染了整个世界的环境，这是不诚恳的。

南方周末：德国政府一直在坚持补贴新能源企业，现在这些企业的利润状况究竟如何？

科勒：到目前为止，可再生能源的利润还无法和传统能源相竞争，所以德国政府才坚持补助，比如2001年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如果你是可再生能源，它的上网电价，国家是给予补助的。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投资可再生能源的企业才是有利可图的。

而为了不让企业依赖于政府的补贴，德国政府的政策是逐年调低可再生能源的上网电价，这样做也是逼迫可再生能源公司去不断地改进技术，让整个制造可再生能源的效率越来越高。

南方周末：德国政府当时具体设计补贴和扶持政策，有没有什么准则？

科勒：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当时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公司都可以得到一个上网补差价；然后是所有的电力公司对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必须是生产多少就得收多少，这是不能拒绝的；第三是，政府答应给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厂家连续20年的补助。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定性的法律保障，投资者就有信心和胆量进行可再生能源的长期投资了。这是德国发展起来的原因。中国的地域比较宽广，每个地区条件不一样，比如像南方的太阳比较多，太阳能充足，那么对于南方的补助可以少一点，给北方可以多一点。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调整。

南方周末：中国目前的现实是，比如像新能源的上网电价，还远低于发电的成本，而政府的补贴相对比较薄弱，不能持续，而且各地区的政策差异也比较大，你有什么改善的建议？

科勒：我惟一的建议就是能像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法》一样，中国的中央政府对于新能源企业应该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可持续的补助标准，比如说可再生能源的上网电价，中央政府有一个统一的补助标准，然后各个地方再往上加是可以的，但不能减。这样所有投资者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