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有时让人难堪——南方周末高校纪实电影周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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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引用”新闻是理所当然的

新闻事件及报道改编成电影，并不是新鲜事，更像是理所当然。马龙·白兰度的成名作《码头风云》，改编自马尔科姆·约翰逊刊载于《纽约太阳报》并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系列报道《码头犯罪实录》；《黑鹰坠落》改编自《太平洋月刊》马克·博登的长篇纪实报道；日本导演的速度似乎慢一些：大岛渚拍摄《感官王国》时，新闻原型“阿部定事件”已经过去40年；是枝裕和拍《无人知晓》，距离东京的“西巢鸭弃婴事件”也有15年之遥。

你或许很难相信，王家卫的处女作《旺角卡门》也是由少年受黑帮指使杀人的新闻报道改编而来；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则相对容易猜到真有其事——从1961年6月16日到1963年2月23日的台湾《联合报》上，你可以找到这一事件的跟踪报道。

在中国内地，有一种电影很明显是改编自新闻报道的，比如《丛飞》、《任长霞》，比如由汶川地震当中《9位老师救助71个学生》等报道改编的《生命的托举》；另一些并不明显，比如王小帅的《左右》、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

改编成电影的新闻报道来自各种媒体，但似乎确实没有其他媒体能像《南方周末》这样醒目地“被引用”。而引用《南方周末》报道的这些影片，《可可西里》、《马背上的法庭》、《落叶归根》、《走路上学》确实有着不同的特征。

更悲情或者更喜剧

电影《可可西里》的源头是2000年方三文、叶浩的报道《谁来保卫可可西里》。可可西里无人区“最大的威胁恰好就是人类”，偷猎藏羚羊、挖卤虫、淘金，人类掠夺资源的同时肆意破坏着无人区脆弱的生态。

报道强调的是制度的困局：保护区管理局的巡山队和西部工委的野牦牛队像“正规军”和“游击队”那样尴尬并存，彼此指责。对电影来说，这样复杂的体制背景实在难以交代清楚。《可可西里》当中只有巡山队和盗猎者的对峙，以及绝境中某种转瞬即逝的共生关系。不失精彩的残酷结局提出了比体制困境更难回答的问题：为理想去死，还是为苟活而活？

“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尽管，‘真实’有时让人难堪，但直面真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1999年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总结并加固了对真实的关注。“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主编献词，更是鼓舞了一大批直面真实的新闻报道。

《马背上的法庭》也发生在遥远的滇西山区，最初刊发在《南方周末》上的是文字不多的一组摄影报道。驮在马背上代表共和国司法制度的国徽有着天然的戏剧色彩。

《南方周末》的报道基调是对边远贫困地区基层法院工作者的关怀、称赞；而导演刘杰用更丰富的真实案例，凸显了国家法律与乡土现实、民族风俗的冲突。法官老冯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回避掉当事人带有迷信色彩（做一场法事）的诉讼请求，但面对一贫如洗的妇人将被判失去房产时的哀嚎，他终于束手无策。如果一个社会无法保证百姓温饱，却还要对他们绳以法律，那会是荒谬的。

《风花雪月》里的风水师爷爷。影片结尾，阳建军问妈 妈，父亲死了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妈妈回答了三次：下地狱。“这是她对我爸一生的总结，也是对他们的夫妻关系、婚姻的总结。中国人有句老话，不是冤家不成 一家。但我爸也可以选择让夫妻关系好一点。”阳建军说，在最后一次拍摄中，他妈说，可以给丈夫做一个超度的仪式，把他从地狱中超度出来　图/阳建军

“再见，乌托邦——南方周末高校纪实电影周”已经结束了上海、广州和成都的放映，即将开始北京的活动。电影周一共放映七部电影，四部直接根据《南方周末》报道改编，三部是《南方周末》“全民乱拍”计划的成果　图/梁伟驰

一般说来，电影更容易理解，比文字更具影响力，因此受到更强的约束，不太可能比原始新闻报道更具批判性。但《马背上的法庭》的确比原始报道更加深厚，有着更多令人深思的细节。

《走路上学》改编自曹筠武、翁洹的报道《飞索求学》。片名很有意思：在大多可以经常看电影的城市人看来，“走路上学”是辛苦的方式，更好的办法应该是骑车上学、坐车上学甚至坐私家车上学；但在怒江的陡峭岸边，走路上学却是山区孩子的梦想。当然再往苦处想，“上学”恐怕也还是很多孩子尚未实现的梦想。电影与原始报道的基调不太一样，走了悲情路线，瓦娃的姐姐娜香从溜索上坠入湍急的怒江。最终是政府出资修桥的团圆结局。曹筠武认为，“那是电影工业自己的需要”。

《南方周末》的这些新闻报道相隔数年，目光却始终投射到遥远但真实的社会存在。在幅员辽阔、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均衡的当代中国，它们提醒着生活相对富裕安稳的那部分人，总还有一些现实是你难以想象的。

《落叶归根》里，“民工千里背尸还乡”的故事绝对是一个传奇。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这位民工守诺言、重道义，而雇用他和他同乡的国家通信工程却不肯付出九牛一毛的抚恤。电影则把重头戏集中在背尸返乡的路途上，一次次的路遇，虽也有坎坷，但结论是“还是好人多”——连郭德纲扮演的劫匪，都是那么夸张地仗义。有观众评论《马背上的法庭》是主旋律电影，其实《落叶归根》才是真的“主旋律”。

像野草一样疯长

“全民乱拍”则是《南方周末》反过来选择电影作者的故事。他们把自己的电影创作脚本交给“全民乱拍”计划，入选的脚本作者可以免费使用佳能公司支持的HDV摄影机。

张弛的《盒饭》献给去世100年的法国戏剧家雅里。这位“荒诞玄学”的创始者一生穷困潦倒，死于过量饮用苦艾酒——这种具有些许致幻作用的烈酒在19世纪是颓废诗人和先锋画家的宠儿。对雅里及其戏剧代表作《愚比王》的认识空白也许为理解影片带来难度，但观众不难感到其中的“恶搞”。

“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无厘头，它需要比周星驰的恶搞更多的知识。雅里对世界的认识更深刻，也更绝望。”张弛在映后交流上对观众说，“我觉得恶搞源于绝望。如果你觉得一个东西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话，你不会去恶搞的。这些年恶搞这么盛行，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在起作用。”

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有学生问起这种“小众”电影的出路，张弛认为《南方周末》搞“全民乱拍”，就是给小众一个实现自己的机会。“没有《南方周末》，就没有这个片。”他又调侃道，“刚开始我挺感激的，后来突然发现，‘全民乱拍’就是我在这儿待得好好的，他们往我手里塞了一把刀，让我半年之内弄一个投名状回来。我当时一激动，拎着菜刀就出去了，然后就拎着这么一个投名状回来了。”

无论在中山大学还是四川大学，《再见 乌托邦》的放映总是爆满。导演盛志民几乎在各种放映场合都要强调，这部纪录片并不是在谈摇滚乐，而是以崔健、窦唯、何勇、张楚等音乐人为范本，做一个“社会的切片”，观察改革开放30年里中国人生活轨迹的变迁。以摇滚乐为代表的某种理想主义，在30年里从原点上升，1989年升至顶点开始急落，落到什么时候是谷底还不知道。

片名中的“再见”是告别，还是盼望重逢？一位四川大学的观众问。盛志民解释说都不是，“再见”和“乌托邦”之间没有标点，因为他不想给这两个词设定明确的关联和意义。“再见，乌托邦”成为《南方周末》高校纪实电影周的主题，常务副总编辑陈明洋这样解释：“再见了，到哪儿去呢？回到人，回到现实，回到常识，回到理性。”

磁带恰好用尽

阳建军的弟弟、堂姐夫，以及诸多亲戚都是四川罗江“阳氏风水”的传人，但他自己不是，报名“全民乱拍”计划的时候，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当影片开始巡回放映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的教师了。

阳建军的纪录片《风花雪月》纪录了他的家族职业——替人看阴宅、办葬仪的风水师。影片当中相当详细地记录了他家乡的殡葬仪式、超度唱词，对中山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系的学生们来说，是非常“对口”的观影。

他还拍摄了食道癌晚期的父亲在病床上的凄苦晚景，直截了当的影像每每令观众发出低声惊叹。父亲去世时，弟弟作为村里的干部，正忙着抗震救灾的相关工作，只有阳建军和他的摄影机陪在床边。只是在那一刻到来的15分钟前，磁带恰好用尽。这是一种相当勇敢的拍法，也很需要观看的勇气。

“风花雪月”来自葬礼上的一首“香赞”。“风，来时有影去无踪，刹时狂风起，吹倒树梧桐；人生好似一场风，风散人死一场空……”

四川大学一个观众回忆自己的爷爷曾经做着类似的职业，并希望他能够学习传承。当时年少，他不以为然，当自己感到有些后悔时，爷爷已不在人世。学生说着，不禁哽咽。

对中国社会最底层的风俗、仪式以及背后的生死观，《风花雪月》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切片和标本。某种意义上，《风花雪月》呼应《南方周末》的口号——“读懂中国”。它让你看到在中国奇观式的社会现实当中，是什么样的信仰或者世界观，使中国人仍能够“顽强”或者“勉强”地应对着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急速变化，并且延续甚至创新着奇观式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