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总动员拯救美国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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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希望自己的家乡被及时准确地呈现在报纸上。新闻不为编辑记者的职业荣誉感而存在，维系社会的良好运转和情感凝聚力才是报纸的价值所在。”

——吉姆·艾莫斯是《皮卡尤恩时报》主编，他负责报道新奥尔良的一切：卡特里娜飓风、市政府年度支出预算、公寓碎尸案、居民结婚周年纪念、高中足球赛……他曾和同事一起，四次为《皮卡尤恩时报》赢得普利策新闻奖，他坚信即使每个街角都有一个麦当劳的城市也有自己的性格。

“‘碎片化’的网络每天像白蚁一样蚕食着几代美国新闻人为之添砖加瓦的新闻大厦。转载不付钱不说，还带来整个社会信息结构和知识结构的碎片化——这对政府、大财团、公司老板这些强权势力来说是好事，他们会更加方便地利用人们的无知蓄意掩埋真相。”

——汉克斯·克利班戈奥夫（《费城问讯报》驻芝加哥记者）对博客、推特、facebook不屑一顾。

简·普雷兹在赢得2009年普利策新闻奖国际报道奖前，去过很多危险的地方，她坚持新闻是严肃的，不该被娱乐　图/浸会大学

2005年8月30日，凯特琳娜飓风席卷新奥尔良，纸质的《皮卡尤恩时报》没有上摊，但报人坚持在网上出版了PDF版。灾后一年，该报摄影记者约翰·迈克哥斯特因在飓风中被毁坏的家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不得以在高速公路上与警察飙车，逗引警察向他开枪以得到赔偿　南方周末资料图片

在香港浸会大学，被请来做第三届工作坊的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们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学生刊物《青年记者》的封面。封面上印着一位妖娆而面目模糊的长发女子，一长串黑色的粗体字叠印在她的脸孔前：变化中的新闻面孔：报道？赋权？还是娱乐大众？

这个问题被扩展成一连串问号：在网络环境下，严肃新闻的需求量是否正在下降？数码相机会不会让摄影记者绝种？如何看待美国报纸销量的持续下跌？“‘娱乐’这个字眼无礼而讨厌。”简·普雷兹以不疾不徐的女中音回应。普雷兹在赢得2009年普利策新闻奖国际报道奖前，去过很多危险的地方。饥馑和战乱中的索马里、火力密集的巴以冲突带……

“我们的工作非常严肃。《纽约时报》的44个驻外记者站以向公众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为己任。从《纽约时报》建立的那天起，这个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普雷兹说。

普雷兹的前辈、1987年普利策新闻奖国际报道单元的获奖者麦克·帕克脸色红润，大腹便便。这位《洛杉矶时报》的前总编、南加州大学安纳堡传播学院前院长，自信地把来势汹汹的问题拨到一边：

“不错，美国报纸的销量确实下降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麦克·帕克在《洛杉矶时报》工作的时候，该报的发行量是117万份。现在，它的销量已经下降了一半。但网络读者却增加了两到三倍。

“我们在美国经历的是报纸营销模式的崩盘，不是新闻行业的崩盘。在座的各位，谁不在网上浏览新闻？说句公道话，跟数字时代到来之前比，我们每个人都是胃口更大的信息消费者。”帕克一字一顿地反击：“你们过得怎么样？我听说香港有四十多家报纸，都挣钱吗？”

失业的普利策新闻奖得主

保罗·基柏林从1985年开始做记者，今年是他职业生涯的最高峰。4月普利策新闻奖揭晓，作为合作作者之一，基柏林赢得普利策新闻奖本地报道奖。

不过，基柏林已经无法在四溢的香槟泡沫中跟同事分享得奖的快乐。得奖之前三个月，他已经在裁员的寒潮中被东家《东部峡谷先驱报》辞退——在美国报纸此一轮的行业危机中，地方报纸受到的冲击最大。地方报纸以本地新闻为主。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可以转载别家报纸，成本相对低，本地新闻却只能由记者采写得来。在裁员和减版的冲击之下，本地新闻缩水最厉害。

基柏林只是数以千计的失业记者中的一个。全美报业从业人员已经从1990年代黄金时期的6万人跌至2009年的4万人。这个规模跟1970年代初相当——那是美国报纸摆脱政党和财团控制，真正开始职业化、独立化报道的开始。

从1960年代开始做记者，见证了美国报业曾经的黄金时代、正在经历其黑铁时代的麦克·帕克认为，报业裁员不仅是行业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倒退。“记者是提问题的人。他们丢掉饭碗，向国会、市政厅、大财团，向一切把持公共资源的机构提问题的人和他们所提的问题将越来越少。”

受行业不景气的影响，今年提交给普利策新闻奖的参评作品数量比往年下降13%。在以往的参评作品中，揭示社会问题的调查性报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报纸把这种耗时长，耗财耗力多的“高成本新闻”看作奢侈品，甚至看作负担。

裁员、缩减版面……成本降低的速度却远远跟不上发行量萎缩的速度。继2008年报业寒冬之后，2009年4至9月，400份美国报纸的发行量平均下降一成。普雷兹效力的《纽约时报》发行量下降7%，帕克曾效力的《洛杉矶时报》发行量下降11%。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严肃大报在过去三十年间享受的垄断性的优势将不复存在。流金岁月里，报纸年利润百分之二三十稀松平常。

作为美国报业旗帜的《纽约时报》，甚至成为了哥伦比亚商学院“品牌与科技创新”工作坊里的一道“脑筋急转弯”题目：如何拯救《纽约时报》。

题目要求考试者在15分钟之内，分析《纽约时报》的现状，并将其概括为命题A，把命题A取反，得到人人意料之外的命题B，看命题B的答案是不是医治《纽约时报》之痛的好药方。

参加工作坊的商界精英们给出五花八门的答案：

命题：阅读产生广告收益；反命题：报纸没有读者；办法：把报纸的记者和专栏作家租给别的公司。

空气？水？还是博物馆？

上个月，美国新闻教育重镇、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学术刊物《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刊出的长达36页的调查报告《重塑美国新闻业》。报告坚守美国新闻业的精英主义路线，认为在危机四伏中，新闻业转型的原则是“以各种可能的媒介，呈现独立、原创、可信的报道，不管这样的报道受不受欢迎，能不能赚钱”。

该报告由雷纳德·托尼和麦克·舒德森共同完成。托尼有44年的新闻采编经验，在《华盛顿邮报》总编位子上干了18年。舒德森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这份建立在大面积采访和调研基础上，并集纳若干同题研究成果的报告，最能体现美国人对于新闻的复杂心态。

一方面，新闻被看成干净空气、安全街道、优质教育、公共卫生——对社会福祉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这种本该属于进行时态或将来时态的文体，却被频频比作博物馆。

部分研究者认为，新闻应该像博物馆一样，从市场退出，由慈善家和基金会接管。

一些努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新闻网站放弃过去扩大用户群、提高浏览量的策略，转而培养一小部分用户的忠诚度。

以“圣地亚哥之声”为例，它的生存之道是：“就像歌剧、博物馆、管弦乐依然有观众一样，新闻也该寻找自己的忠诚读者——这些人坚信新闻应该像歌剧、博物馆一样存在下去。”

尽管只有区区每月10万人次浏览量，“圣地亚哥之声”却是当地的知名媒体。

跟常见的地方性网站不同，它不登菜谱、影评，没有体育新闻，专做产经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对公司商业欺诈、问题四伏的养老基金、警察局错误统计犯罪率等热辣题目的扎实报道为“圣地亚哥之声”赢得美国国家级新闻奖“调查报道采编奖”。

向政府摇尾乞怜？

雷纳德·托尼和麦克·舒德森为危机中的美国新闻业开出“全民动员”的药方：政府、大学、基金会、慈善家、博客、网站、电台、电视台、报纸、社区居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药方受到讥讽：向政府和基金会乞怜与其说是为新闻业筹划未来，不如说是给新闻写墓志铭。

其实，药方并不是他们两人的发明，而是众多实际操作经验的总结。

从2005年到2009年，以骑士、卡内基、福特、麦克阿瑟、洛克菲勒等大牌基金会为领头羊的全美大大小小的基金会，已经向非营利的新闻媒体注资一亿两千八百万美金。

把报纸转变成非营利机构的议案，已经由马里兰州参议员本·卡丁提交给国会。不过目前没有任何进展，因为卡丁议员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那些负债累累的报纸一旦变成非营利机构怎么活。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NPR）正利用其庞大的驻外机构和美国国内280家成员电台组成的传播网络，展开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接管报纸的失地。尽管在经济危机中，NPR也经历了近25年来的第一次裁员，但同时也聘用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调查新闻的编辑。

年投资几十万到一百万美金，以基金会、广告收入、用户缴费等多种资金来源为后盾的网络新闻媒体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美各地冒出来：

在目前全美最大的非营利新闻机构Propublica，36位调查记者和众多公民记者并肩作战。公民记者的任务是从6000个获得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中选取510个样本，检测其进展情况。Propublica要求这些公民记者懂合同法，“可不是谁都行”，Propublica负责“社会分配”调查的编辑阿曼达·米歇尔在接受托尼和舒德森采访的时候说——这是Propublica一贯的做法：根据报道领域的不同，选择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公民记者。

2008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伊朗籍毕业生Kely Golnoush Niknejad建立了“德黑兰办事处”。这是一个由大约二十名伊朗人、伊朗难民和职业记者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为其供稿的博客。他之所以建立“德黑兰办事处”是因为在一次校园讲座中听说，伊朗的新闻之所以透明度很差，是因为没有任何一家新闻媒体能在德黑兰设置驻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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