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1978：“电子音乐”小风波
对任何“新事物”都抱有似乎是本能的“警惕”甚至是“敌意”，确是中国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近代枪炮、机器、火车、轮船、电报……初入中国时，无一不被严责为“以夷变夏”、于国家不是有利而是大为有害的“奇技淫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一传统以新的面目更加“发扬光大”，不必说各种思想、学说，就是平民百姓日常的发型、服饰，也只有极少几种式样是被允许的“无产阶级发型、服饰”，其余都是“封、资、修”。对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电子音乐”，连听都不听就必然是必须抵制、批判的“资产阶级没落、腐朽、颓废文化”。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知道“电子音乐”这个词是四十年前、小学还没毕业时在当时的“样板小说”《欧阳海之歌》中读到的。虽然已经四十年未读此书，但今天为写此文从图书馆借出这本早被人遗忘的小说时，我还是马上就翻到了这一段，足见印象之深。这一段说的是解放军战士欧阳海和他的战友要修一段铁路路基，但在垫路基以前，要把沟里、田里的稀泥松土挖走，然后才能铺上石头。偏偏挖泥的铁锹不够，欧阳海于是跳到水田里，用自己的双手在泥里刨起来。作者大发了一通感慨、议论：“今天，当有人妄想逼着我们跟他走，这双手没有合十作揖，而是深深地插到泥里边来，为了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它一把土，一捧水地劳动着！指甲缝里塞满了淤泥，手都泡肿了，他还在坚持着……论方式，当然落后一些，论思想，却是人类最崇高、最先进的。因为这是为坚持真理，为了革命而劳动。那些十指尖尖、听着电子音乐、跳摇摆舞的青年人，怎能和这一代风流人物相比！有人把安逸、享受当成幸福，为了活命，竟能够认敌为友，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欧阳海之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6年版，第211页）
“电子音乐”最后能联系到“出卖无产阶级利益”，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标准”对“电子音乐”、“抽象派”画等一概否定。就是在“文革”结束后，文艺政策大为宽松的环境下，一段时间内“电子音乐”仍是批判对象。当时的标准政治教科书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艾、李都是著名理论家，二人此时早已故去。这两本书都成书于“文革”之前，在“讲道理”方面比“文革”中那些几近谩骂的“政治读物”的水平确实高得多，但对“电子音乐”等，依然保留时代特色。艾书写道：“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也常常采用一些新办法，玩弄一些新花样，如反动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法西斯化，新殖民主义，在哲学上的种种新流派，在艺术上的抽象派绘画、摇摆舞、电子音乐甚至‘无声音乐’等等。这些‘新’东西都是腐朽的旧事物的新表现，它们生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126页）而李著的观点与艾著一样，也认为电子音乐和抽象派绘画等都是资产阶级腐朽性在文化上的反映。（《唯物辩证法大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54页）
“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1978年毕竟是“解冻年代”，政治、文化生活毕竟较前大为宽松，而且，“盒式收录机”这种技术上的进步使流行音乐或长期以来更负面的说法“靡靡之音”，从邓丽君到“电子音乐”，终于摆脱控制迅速普及，专业音乐工作者与普通百姓终于听到了这颇有神秘色彩的“电子音乐”。影响更大的是外国电影，尤其是日本影片《追捕》，这部影片是“文革”后首批公映的“资本主义国家”影片之一，一时间万人空巷，而街头巷尾到处哼唱的“杜丘之歌”就是“电子音乐”。这时，非常“正统”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曾导演过电影《五更寒》、《英雄虎胆》、《哥俩好》的著名导演严寄洲受到外国电影的启发，决心在新导的电影《猎字99号》中运用电子音乐。他听说国内只有上海才有一台电子琴，而且这台电子琴还是日本友人送的，于是马上找到曾经与他多次成功合作的上影乐团指挥陈传熙商量此事。这时，他才知道这部电子琴根本不在上影乐团。历尽周折，终于在上海音乐学院找到这台电子琴。但当时电子琴尚属“禁忌”，还未获得“意识形态合法性”，因此无人敢用，被扔在学校的仓库里。他立即把这台中国惟一的电子琴搬进了录音棚，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电子音乐”应用。“当录音还差一天就结束时，指挥陈传熙又找到了严寄洲，原来他想再用交响乐再录一遍，这样如果万一电子音乐在审查时通不过，就可以替换电子音乐。但是严寄洲坚持不改，他说，就这样吧，交响乐也是外国的，有什么问题，是我一个人的……”（详见《严寄洲和他的电影》，2007年5月20日《北京晚报》）
《猎字99号》公映后，观众趋之若鹜，其中相当一些人是冲着片中的“电子音乐”去的。不过总有人看不惯，认为“电子音乐”违反了“本本”、“理论”，坚持认为这种创作不能表现人们的感情和思想，充满了噪音，的确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一时间，对电子音乐的批评与支持两种观点在报刊激烈争论起来。争论中，批评者终于稍退一步，承认用电子乐器演奏“合法”，但仍强调利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所谓的音乐创作”充满了噪音，的确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支持者则强调即便充满“噪音”的电子计算机音乐在特殊情景下也能产生特殊的艺术效果，不能斥之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当然，他们承认这种艺术形式可以容纳社会主义的内容，但如果利用电子音乐表现反动、颓废的内容，无疑是应该否定的。
不过，生性喜欢求新的艺术家们在这“初春”年代似乎已等不及“争论”谁是谁非的最后结果的出来，在很短时间内几乎是“一窝蜂”地出现了一批运用电子音乐的电影：《苦恼人的笑》、《甜蜜的事业》、《黑三角》、《405谋杀案》等。不久，《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大纲》再版时在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文化”一段即将“电子音乐”去掉。艾、李确实是理论水平高深、深受崇敬的理论家，他们主编的教科书尚且要与时俱进不断修改，遑论其他。教科书等各种“本本”，必然要被实践、生活不断修改；不是生活要削足适履地符合“理论”，而是“理论”要符合生活。如果一定要等到争论的结果出来，电子音乐真不知何时才能在中国“落户”。附提一句，“抽象派”艺术此时仍未从“教科书”中去掉，后来在1983的“清除精神污染”和1990年代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不是运动的运动”中，仍是清除、批判的重点。反观今天“抽象派”艺术和“新”、“奇”远远超过“抽象艺术”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大行其道，并得到政府“文化创意”的支持，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本本”、“理论”终于又一次姗姗来迟地符合了“生活”，是今是昨非还是昨是今非？是让人感叹变化的迅速还是变化的缓慢？是进步的巨大还是进步的艰难？或许，种种感喟兼而有之罢。
严寄洲冒险开中国“电子音乐”之先河，确是有胆有识，值得敬佩。而在“电子音乐”还被严厉批判、远未获得“政治正确”的“许可证”时，此片居然能被审查通过，确实匪夷所思。审查该片的官员面临的压力、风险可能更大，也更要开明通达、有胆有识、无私无畏才敢通过此片，因此同样令人敬佩。现在提倡的文化、科学、技术、制度的创新其实都离不开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没有宽松就没有创新，只有枯萎、僵化。但愿，我们的社会、民族能产生更多如此有见识、有担当、敢于冲破不合理禁忌、创造宽松环境的“严寄洲”和这样的审查官。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知道“电子音乐”这个词是四十年前、小学还没毕业时在当时的“样板小说”《欧阳海之歌》中读到的。虽然已经四十年未读此书，但今天为写此文从图书馆借出这本早被人遗忘的小说时，我还是马上就翻到了这一段，足见印象之深。这一段说的是解放军战士欧阳海和他的战友要修一段铁路路基，但在垫路基以前，要把沟里、田里的稀泥松土挖走，然后才能铺上石头。偏偏挖泥的铁锹不够，欧阳海于是跳到水田里，用自己的双手在泥里刨起来。作者大发了一通感慨、议论：“今天，当有人妄想逼着我们跟他走，这双手没有合十作揖，而是深深地插到泥里边来，为了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它一把土，一捧水地劳动着！指甲缝里塞满了淤泥，手都泡肿了，他还在坚持着……论方式，当然落后一些，论思想，却是人类最崇高、最先进的。因为这是为坚持真理，为了革命而劳动。那些十指尖尖、听着电子音乐、跳摇摆舞的青年人，怎能和这一代风流人物相比！有人把安逸、享受当成幸福，为了活命，竟能够认敌为友，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欧阳海之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6年版，第211页）
“电子音乐”最后能联系到“出卖无产阶级利益”，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标准”对“电子音乐”、“抽象派”画等一概否定。就是在“文革”结束后，文艺政策大为宽松的环境下，一段时间内“电子音乐”仍是批判对象。当时的标准政治教科书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艾、李都是著名理论家，二人此时早已故去。这两本书都成书于“文革”之前，在“讲道理”方面比“文革”中那些几近谩骂的“政治读物”的水平确实高得多，但对“电子音乐”等，依然保留时代特色。艾书写道：“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也常常采用一些新办法，玩弄一些新花样，如反动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法西斯化，新殖民主义，在哲学上的种种新流派，在艺术上的抽象派绘画、摇摆舞、电子音乐甚至‘无声音乐’等等。这些‘新’东西都是腐朽的旧事物的新表现，它们生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126页）而李著的观点与艾著一样，也认为电子音乐和抽象派绘画等都是资产阶级腐朽性在文化上的反映。（《唯物辩证法大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54页）
“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1978年毕竟是“解冻年代”，政治、文化生活毕竟较前大为宽松，而且，“盒式收录机”这种技术上的进步使流行音乐或长期以来更负面的说法“靡靡之音”，从邓丽君到“电子音乐”，终于摆脱控制迅速普及，专业音乐工作者与普通百姓终于听到了这颇有神秘色彩的“电子音乐”。影响更大的是外国电影，尤其是日本影片《追捕》，这部影片是“文革”后首批公映的“资本主义国家”影片之一，一时间万人空巷，而街头巷尾到处哼唱的“杜丘之歌”就是“电子音乐”。这时，非常“正统”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曾导演过电影《五更寒》、《英雄虎胆》、《哥俩好》的著名导演严寄洲受到外国电影的启发，决心在新导的电影《猎字99号》中运用电子音乐。他听说国内只有上海才有一台电子琴，而且这台电子琴还是日本友人送的，于是马上找到曾经与他多次成功合作的上影乐团指挥陈传熙商量此事。这时，他才知道这部电子琴根本不在上影乐团。历尽周折，终于在上海音乐学院找到这台电子琴。但当时电子琴尚属“禁忌”，还未获得“意识形态合法性”，因此无人敢用，被扔在学校的仓库里。他立即把这台中国惟一的电子琴搬进了录音棚，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电子音乐”应用。“当录音还差一天就结束时，指挥陈传熙又找到了严寄洲，原来他想再用交响乐再录一遍，这样如果万一电子音乐在审查时通不过，就可以替换电子音乐。但是严寄洲坚持不改，他说，就这样吧，交响乐也是外国的，有什么问题，是我一个人的……”（详见《严寄洲和他的电影》，2007年5月20日《北京晚报》）
《猎字99号》公映后，观众趋之若鹜，其中相当一些人是冲着片中的“电子音乐”去的。不过总有人看不惯，认为“电子音乐”违反了“本本”、“理论”，坚持认为这种创作不能表现人们的感情和思想，充满了噪音，的确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一时间，对电子音乐的批评与支持两种观点在报刊激烈争论起来。争论中，批评者终于稍退一步，承认用电子乐器演奏“合法”，但仍强调利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所谓的音乐创作”充满了噪音，的确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支持者则强调即便充满“噪音”的电子计算机音乐在特殊情景下也能产生特殊的艺术效果，不能斥之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当然，他们承认这种艺术形式可以容纳社会主义的内容，但如果利用电子音乐表现反动、颓废的内容，无疑是应该否定的。
不过，生性喜欢求新的艺术家们在这“初春”年代似乎已等不及“争论”谁是谁非的最后结果的出来，在很短时间内几乎是“一窝蜂”地出现了一批运用电子音乐的电影：《苦恼人的笑》、《甜蜜的事业》、《黑三角》、《405谋杀案》等。不久，《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大纲》再版时在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文化”一段即将“电子音乐”去掉。艾、李确实是理论水平高深、深受崇敬的理论家，他们主编的教科书尚且要与时俱进不断修改，遑论其他。教科书等各种“本本”，必然要被实践、生活不断修改；不是生活要削足适履地符合“理论”，而是“理论”要符合生活。如果一定要等到争论的结果出来，电子音乐真不知何时才能在中国“落户”。附提一句，“抽象派”艺术此时仍未从“教科书”中去掉，后来在1983的“清除精神污染”和1990年代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不是运动的运动”中，仍是清除、批判的重点。反观今天“抽象派”艺术和“新”、“奇”远远超过“抽象艺术”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大行其道，并得到政府“文化创意”的支持，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本本”、“理论”终于又一次姗姗来迟地符合了“生活”，是今是昨非还是昨是今非？是让人感叹变化的迅速还是变化的缓慢？是进步的巨大还是进步的艰难？或许，种种感喟兼而有之罢。
严寄洲冒险开中国“电子音乐”之先河，确是有胆有识，值得敬佩。而在“电子音乐”还被严厉批判、远未获得“政治正确”的“许可证”时，此片居然能被审查通过，确实匪夷所思。审查该片的官员面临的压力、风险可能更大，也更要开明通达、有胆有识、无私无畏才敢通过此片，因此同样令人敬佩。现在提倡的文化、科学、技术、制度的创新其实都离不开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没有宽松就没有创新，只有枯萎、僵化。但愿，我们的社会、民族能产生更多如此有见识、有担当、敢于冲破不合理禁忌、创造宽松环境的“严寄洲”和这样的审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