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出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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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他人帮助的手，也是研究生杨元元不幸自杀的因素之一

近日，于北京某报读到一篇实习生在主旋律电视台屡遭斥责的报道。实习生小王去台长办公室发传真，一按卡簧，吧嗒一下，把台长的“高层专线”通话给掐断了。之后，组长有事尽量不派这女孩，直到某天直播太忙，才想到让她给大家买几个汉堡填肚子。小王不乐意了，她说：“我是来实习的，不是送外卖的。”编导二话不说，拿了钱出门，并教训小王：“难道给同事买饭就是丢失尊严吗？如果连饭都不肯买，工作起来谁会信赖你？”

记者是从警诫实习生的角度写的，但报道也暴露了单位环境那一面。小王看来不会用传真机，为什么没有人暂时放下手头工作，花两分钟时间为她解释一下？小王不愿买汉堡，显然和一直不派她正事的受人轻视有关，为什么没有人意识到她的情绪，不是教训，而是给她一点对症下药的解释？

不见人有心思向小王伸出帮助的手。而缺乏这样的手，或许也是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杨元元不幸自杀的因素之一 （参见南方周末12月17日报道《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

有人可能会说：杨元元生活这么困难，不得已带着母亲住学生宿舍，她为什么不找个工作，她毕竟还是名校武大的毕业生嘛。笔者不知道杨元元处境的足够细节，只是猜想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兄弟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算是体验生活吧，曾在感恩节去救世军教堂打点义工，然后领一份火鸡餐，跟那些来教堂过节的无家可归者边吃边聊。比如，一个退伍老兵，在部队也学了一手专业技巧，后来怎么成了流浪汉？变故通常从家里开始。离婚后孩子房子都归了前妻，然后困难接踵而来。

你去找工作，却连家庭地址、电话都没有，公司怎么通知你？你要写一份简历，打印、复印、归档、网上邮寄，样样不方便。无家既久，身上、嘴里就有了流浪生活的怪味，内衣、外套都是皱的，自己都觉得不必走进那扇玻璃大门去面试，经理一看肯定不要。时间再久，三年过去，面试时就无法解释了——公司都很注意职业生涯中的“断层”，三年不工作，你在干什么，蹲监狱？再三年过去，部队里养成的严格习惯都丢了，人变得懒懒散散，工作送到手上也不愿干了。别人说外地小城有位置，但工作都有试用期，如果不具备保得住职务的自信，让无家可归者千难万难地奔波迁徙，他还不如待在纽约街头吃福利呢。

找工作也有找工作的成本，现代社会，成本还不低。人穷到一定地步，未必付得起这个成本。杨元元要找个与学位匹配的工作，她得有大量帮助。要有人把自己的家给她作联系地址；要有人换新型手机时将旧的送给她；或许还要有人借给她衣服，而且要给得有技巧，不伤害她的自尊心，等等。

其实杨元元比那些流浪街头的美国退伍老兵不知争气多少倍，她还考取了研究生，但她仍然未得到关键帮助。南方周末的报道里有个细节，“入学之初就问辅导员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对方建议写封申请书，杨元元照办，但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她最后还是没写，觉得没意思。这封申请书其实不好写。既要写出自己的困难，还要写得不太屈辱。这是和校方进行高难度的谈判。要校方开这个特例，大概得引一些高层语录，上靠政府的政策。或许还要找个媒体上表扬某校照顾贫困生的例子，暗示自己一旦攻下学位，就是可以让学校得到很高声誉的奇迹。只是这种言词婉转、论证合围、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也套上对方鞋子为对方着想的说话方式，她所受的教育里没有，本文开头提到的主旋律电视台也肯定演示不出来，杨元元很难学到。

元元不幸，既没有人给她指点一条“最高纲领”：尽力争取学校的资助，刻苦完成学业；这招不成，也没有人给她建议一条“最低纲领”：利用学校里打印、复印和上网的便利，趁着有学校固定联系地址的机会，在上海找一份工作，先把生活稳定下来。当然，“最低纲领”不是学校招研究生的目的，只是事出无奈，相信学校会谅解。

风雪腊月，圣诞季节，美国的车站旁边、超市门前，站着很多募捐的人。他们举起牌子：Give a hand to people in need（给出你的手，救济有求人）。

给出你的手，在寒冬里构建和谐社会。

（作者为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