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武大”情缘

我离开武大，一晃已过十载，但美丽的珞珈山仍是我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我的家仍安在武大，家里人曾想搬家，但就我总不愿意，因为武大留下了我的青春和激情。由外地返回武汉，只要车进武大校园，我马上就有到家的感觉，珞珈往事也会不断涌上心头。

【一】

1986年7月，我从武大哲学系顺利毕业了。那时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学校是“卖方市场”，每到毕业的季节，来校要人的单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超过于生源数。我们这群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不愁找不到饭碗，只是担心被分配的“婆家”是否称心如意而已。由于分配是由领导“包办”，系里掌握分配大权的领导简直就成了我们心中的“皇帝”，大家都想在他面前图个好表现，留个好印象。按那时的标准，最令人心仪的分配去向是“北上南下”，要么去北京“从政”，要么去南方特别是深圳“从商”。我们班综合实力排名居前几位的叶美金同学主动提出去新疆“支边”，引起全班轰动，《武汉大学报》头版头条报道，叶美金同学还应邀进京参加了全国“支边”典型座谈会，受到万里副总理的接见。当叶美金同学从北京带回与万里副总理的大合影时，全班同学竞相传看。

按综合实力排名，我也属班上前几名。因为我既是全班为数不多的几名党员之一，还与同寝室刘辉平同学合作编写《中国婚姻风俗》并因此荣获过哲学系的最高奖项——“李达哲学奖”，我对自己的分配情况比较乐观。记得有天下午，系里管分配的领导找我谈话，领导的脸上挂满了笑容，先是表扬我一大通，然后又说了一大段哲学系的毕业生素质如何高如何受欢迎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刘道玉校长要找一位秘书，校长办公室主任说哲学系的学生素质高，要我们推荐，我想推荐你去，你有什么想法？”一听说要留校到刘校长身边工作，我二话没说就满口答应了。

在198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界，刘道玉校长可谓大名鼎鼎，他的头上有好多耀眼的光环：新中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新中国第一个自己培养的重点大学校长、新中国高等教育“学分制”、“导师制”等的首创者、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在他领导下的武汉大学，表现出开放、包容的独特气质，空气中弥漫着改革创新的气息，各项改革举措皆走在全国前列，媒体上充满着对他和对武大的正面报道，武大人洋溢着空前巨大的自豪感。在我们这群充满激情、充满幻想的年轻人心中，“刘道玉”三个字是英雄的代名词。

没过几天，系领导通知我去学校古香古色的行政楼见了校长办公室牛太臣主任，身材高大的牛主任热情地欢迎我，随后又带我见了刘校长。我与刘校长紧张地说了三五句话后，牛主任就带我离开了。这是我第一次与刘校长面对面谈话，由于我的普通话不甚标准，感觉他听我说话很费劲，眉头皱得紧紧的。不管是牛主任还是刘校长，对我的“验收”都极为简单，总算是通过了。过了没多久，我就正式到校长办公室上班了。

1993年秋，本文作者与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坐者）

到校长办公室上班后不久，我才知道“给刘校长当秘书”这句话充满挑战和考验。刘校长当时身兼“校党委副书记、校长”两个职务，而校党委书记依旧空缺，刘校长实际上是学校的党政一把手。校长办公室与党委办公室这两个重要部门在行政楼二楼门对门办公，但刘校长的办公室却在党办这一边，让人感觉刘校长更重视党办，再加上党办一位副主任已明确为刘校长的秘书，校办明显感觉“受冷落”。于是，校办领导想通过各种努力提升校办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