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

■编者按：在甘肃会宁同时发生着两件事：大量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长期举债供养学生的农村家庭血本无归，“因教返贫”屡见不鲜；农村代课教师面临最后的清退，他们在讲台上站了大半辈子，转瞬生计无着。

在会宁，教育曾是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惟一通道，也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立县之本”。在中央财政对于西部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背景下，会宁人对“读书脱贫”寄予着赌博式的希望，如今却发现“教育立县”已遭遇“教育破产”。

会宁的过去与现在正是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困局的典型缩影。我们将目光投向这里因教育破产的农村家庭与被清退的代课教师，记录他们曾经的希望和如今的挣扎，并寄望以全社会的关注为此吊诡困局求解。

63岁的王清源人生最后一场赌局正在走向破灭——小儿子王卓大学毕业半年仍濒临失业，银行不断打来催款电话，并不留情面地将后者列入信用黑名单。

这意味着，这个位于甘肃会宁破败的农家，用漫长的时光和6万多元债务，仅换来“出了3个大学生”的虚名和节节攀升的赤字。“啥时才是个头啊？”2009年1月12日，一场大雪过后，王清源在已成危房的家中枯坐，感叹命运无常。

王是目前中国为数众多“因教返贫”的西部家庭中的一员。在其所在的甘肃——中国西部最贫穷的省份之一，一项农业部门的抽样调查表明：该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因教育支出返贫的占50％。

这对崇尚读书立命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新悖论。尤其在广袤而落后的西部，科举取士和尊儒重教传统因闭塞而保存，又因贫穷而兴盛。长期以来，教育被压以重注，成为改变寒门命运的出路和调节贫富悬殊的杠杆。

然而，新千年以降，以大学扩招为主要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所催生的高学费和低就业，像两只无形的大手，夹击着原已坚硬狭窄的农门。危机在2009年爆发，“84万应届毕业高中生退出高考”导致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这场波及国内多数省市的“弃考风潮”被教育界称为中国高考的“拐点”。

由此凸显的农村教育之痛让“知识神话”褪色，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西部农村家庭重陷赤贫的梦魇。

典型的会宁县陪读村出租屋。在会宁，这样的陪读出租屋有近万间　图/CFP

一个西部穷县的教育样本

从西北工业重镇兰州出发，平定高速和312国道如刀刻般陷入贫瘠的陇东高原，跨越黄河天险，打通沟壑山河和八百里秦川。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如今繁华散尽，黄土覆盖表里万物。

会宁县就坐落在国道东段的群山中，人口仅56万，当年因红军三大主力在此会师而彪炳史册。

农民王清源的家就坐落在这座特困县西北的一处山沟里，残破得摇摇欲坠——墙壁像裂柿子般触目，灶房屋檐老往锅里掉土，一孔土窑剥落得面目全非。如果不是一只黑驴在墙外嗷嗷大叫，这里将毫无生气。

王清源坐在昏暗的里屋抽旱烟，奄奄一息的炭火连热一杯“罐罐茶”（当地民间一种特有饮品）都困难。虽然饥肠辘辘，但干瘪的面饼和籽瓜让他无心下咽——常年歉收的土地和日益衰退的健康如紧箍咒般让他难过。

但在大部分外人看来，他应该又是光荣的——他是三个大学生的父亲。“很意外？”王清源吧嗒着旱烟向来访者比划，“在这里，不出大学生的才值得奇怪。”

王清源所在的汉家岔乡是会宁最穷最旱的地方之一，同时也是有名的“博士乡”，家家户户都出过大学生，还有留洋教授。传奇在这里层出不穷——一个仅有十来户的深山小村出过4个博士；一个寻常老农，把10个孙子中的9个送进了大学校门；距此不远的柴家门乡一户人家，兄弟三人都成了博士后。

惊人的大学生出产率让会宁教育拥有与“贫穷”不相伯仲的显赫名声。恢复高考32年来，这里共培养出6万多名大学生（几乎相当其整个城区人口数量），此外，三千多名硕士和五百多名博士更助力会宁成为与江苏如东、湖北黄冈并驾齐驱的中国基础教育的“三辆马车”。

“读书经世”在会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