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人还在行动——2009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最新作品

档案里的我是两个人，我被化名为“克里斯蒂娜”，是国家公敌，是要消灭的。为了诋毁“克里斯蒂娜”，情报处造假车间设计了一个假人，一个忠于体制的无情无义的间谍，她不仅紧跟在我身后，有时还抢在我头里……她已经活了

每次去罗马尼亚，我都觉得像是去另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我从来搞不清楚什么事情是凑巧发生的，什么是事先策划好的。因此我每次公开发言都要求查阅自己的档案，结果每次都遭到拒绝，理由五花八门，而每次都有迹象表明我又被监控起来了，或者说对我的监控从来就没停过。

去年春天，我应新欧洲学会的邀请去了布加勒斯特。到那里的第一天，我跟一位女记者和一位男摄影师一起坐在酒店大堂里，突然走来一个虎背熊腰的保安，问我们，拍照有没有得到批准，他还想夺走摄影师的相机。“这儿不准拍照，拍人也不准。”他吼道。我约了一个朋友第二天晚上吃饭。我们电话里约好，朋友下午六点来酒店接我。结果他拐进酒店所在的马路时，发现有个男人跟踪他。他到酒店前台要接待员打电话给我。接待员却要他先填一张来客登记表。他大吃一惊，因为从没发生过这种事，连齐奥塞斯库时代都没有发生过。

我跟那位朋友去饭店，一路上，他一会儿要我换到马路这边走，一会儿又要我换到那边，我也没多想。直到次日，他才告诉新欧洲学会会长安德雷·普莱苏，酒店要他填来客登记表，还有个男人跟踪他到酒店，然后还跟着我们俩去饭店。安德雷·普莱苏大怒，马上派女秘书去酒店取消所有订单。酒店经理谎称接待员是头一天上班，搞错了，可是秘书认识那位接待员，知道她站前台好多年了。这时经理说，“老板”，也就是酒店的业主，以前是安全局的，很遗憾改不了了。然后经理笑着说，取消订单没关系，不过此类酒店都这么干，只是人家不知情罢了。

我换了家酒店住，后来没再发觉有人跟踪。要么秘密警察停止了行动，要么他们的跟踪水平提高了，别人觉察不到。齐奥塞斯库的秘密警察“罗马尼亚安全局”并没有解散，只不过换了个名字，改叫“罗马尼亚情报局”了。这个部门自称接收了安全局百分之四十的员工，实际上比例说不定还要高。其余百分之六十的员工，现在不是退了休，领着比常人高出三倍的退休金，就是当上了市场经济的高管。除了做不成外交官以外，昔日的探子们在今日罗马尼亚哪行都吃香。

要求查档案的人，连朋友都嫌他烦

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对秘密警察档案解密漠不关心，同样，他们也不关心身边的人生被践踏，不关心昔日的执政党高官和秘密警察重新出山。像我这种常年不断公开要求查阅档案的人，连朋友都会嫌烦。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档案并非存放在1999年因欧盟施压而勉强成立的档案理事会（全称很拗口，叫做“安全局档案研究国家理事会”），而是年复一年地躺在老店新招牌的秘密警察那里。档案调阅归秘密警察管。档案理事会得把调阅申请报给秘密警察，有些批了，大部分不批，有时不批的理由居然是“申请调阅的档案尚在加工”。2004年我去布加勒斯特给我一再提出的调档申请壮壮声势。我走到档案理事会门口，吓了一跳，那儿站着三个身穿袒胸露肩超短连衣裙和丝光长袜的年轻小姐，宛若一家色情场所，小姐们当中站着一个肩扛长枪的士兵，又有点像座军营。主任不肯见我，尽管我是事先跟他约好的。

今年春天，一家学术团体查到了罗马尼亚籍德裔作家团体“巴纳特行动小组”的档案。安全局针对每个少数民族专门设立了一个管理处，管德裔的叫“德国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处，管匈牙利裔的叫“匈牙利国土收复主义者”处，管犹太人的叫“犹太民族主义者”处，只有罗马尼亚作家光荣地由“艺术和文化”处监管。

突然，我的档案出现了，给我起了个化名叫“克里斯蒂娜”，共3卷，914页。按记载是1983年3月8　日建档的，不过里面也有此前年份的文件。建档原因是：我的《低地》一书中“有倾向性地歪曲国家尤其乡村情况”，有探子的文句分析为证。此外，还说我属于一家“以敌对作品著称的德语作家团体”。

档案是情报局以其前身安全局的名义炮制的拙劣作品。十年里，情报局有充裕的时间“加工”档案。“修饰”是谈不上的，档案完全被掏空了。

我在特诺梅塔尔拖拉机厂当翻译的那三年经历，档案里头没有。我当时负责翻译东德、奥地利和瑞士进口机器的使用说明，和四名会计在一间办公室坐了两年。他们四个算工人工资。我查几本厚厚的技术词典，因为我对液压床、非液压床、操纵杆和线圈毫无概念。有时候同一个词，词典里有三四个甚至七八个译法，这时我就下车间去请教工人。工人虽然不懂德语，但是知道罗马尼亚语里怎么说，因为他们了解机器。干到第三年，厂里成立了一个“礼宾部”，把我调过去，跟两个新来的女翻译一起干。她俩一个是学法语的，一个学英语。一个嫁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