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 滥用私权与滥用公权都应受到制止

江平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江平的家位于北京南五环，从市中心打的过去，要近百元。10年前，已入古稀之年的他，在此偏僻一角置业，就是想尽可能不受打扰，“地远心自偏”，不料效果不彰，登门拜访者仍络绎不绝，这位“法律界的良心”、“我们时代的法学导师”，无论身处何地，总会有人惦记。

今年正赶上他八十寿辰，造访者较往年更多，其中的主体，是他或长或少、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学生。在中国政法大学一届又一届学生心目中，江平是“永远的校长”，虽然时至今日，他不做校长已有20年。江平不仅仅属于政法大学，也不仅仅属于法学界，许多场合，只要江平到场，众人都会起立鼓掌。“江老师拥有超出法律之外的影响力。”原《中国律师》杂志主编刘桂明说。

“20世纪是民族主义的时代，现在我们更应该讲民主主义。”

“共和国的60年，前30年就是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后30年是从法律经验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就是说，我们国家经历了四个法律时期：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经验主义，现在走向法律理念主义。”

“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最根本的问题。”

“过去的30年，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未来的30年，人权是更硬的道理。”

江平的演说感染过无数人，其中不乏广泛传播的警句。

今年初，在法律界为他祝寿时，他说：“严格说来，改革30年我实际上做了一个我分内的事情，就是为私权而呼吁。因为我选择了民法、选择了私权，就是因为在中国私权的保护太薄弱了，或者说中国的私权在强大的公权面前，始终是处于弱势。这个私权可能是包括私人企业的权利，可能包括私人财产的权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广义的私权。”

私权在公权前的卑微，江平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1956年，26岁的江平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正赶上反右前的“引蛇出洞”，他与北京政法学院的一些青年教师写了关于整风的五点建议，结果被打成右派。命运弄人，因为学业优秀，他实际上是提前了一年回国，可谓“抢来一顶右派帽子”。

噩梦接踵而至。新婚妻子不堪政治压力与他离婚。“原来的妻子刚刚入党，还是预备党员，组织上有这个压力，要转正，就要看你组织上是否划清界限，这是很残忍的选择。我从人民变成了敌人，今天可能无法想象，但如果处在一个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非常重视政治纯洁性的时代，那是一种泰山压顶的压力。”江平说，“所以现在我对那些处在那种情况下家庭还没有破裂，对坚持的那一方，是很钦佩的，因为她终究感情战胜了政治因素。”

1958年，江平下放北京市郊劳动，一条腿又被火车压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