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道临 这样的男演员再也找不到了

看得出，他努力想追上这个时代。但他是忠厚老实的人，那样一个恶性竞争的环境，他肯定不会如鱼得水

1960年代的孙道临

2006年3月8日，孙道临夫妇在上海和平饭店100年纪念活动上     图 雍和

　　2007年12月28日，一向笑眯眯的沪上主持人曹可凡哭了。他听着一张叫《银汉神韵经典吟诵》的CD——7年前与孙道临先生合作朗诵的唐宋诗词专辑，泣不成声。
　　同一天，女演员车永莉在开往拍摄地的大巴里戴上耳机，听刚刚下载的孙道临先生朗诵的朱自清的《背影》。
　　孙先生念道：“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那一声“唉”，那微颤的哀音，让车永莉也落下泪来。
　　一连几天，年轻人、老人，内地的、海外的，纷纷从MP3里听取孙先生的声音——从杜甫的《兵车行》到哈姆雷特的独白——那无可替代的嗓音。
　　12月29日晚19：35，央视电影频道临时插播汤晓丹导演、孙道临主演的《渡江侦察记》。一天前，住在同一家医院的98岁的汤晓丹由人搀扶着赶到9楼心脏病特护病区，直叹“不应该是他走啊”。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渡江侦察记》中这句台词，连同那个英俊的、一脸正气的李春林连长，是60后、70后遥远巷战记忆的一部分；而《永不消逝的电波》里，地下党员李侠头戴耳机，神情峻急，赶在敌人闯入前吞下一小团电报，在几代人心中嵌入了英雄的必要条件：紧要关头务必咽下党的机密。
　　那时候的战争片，没有韩国爆破工程队加盟，也能隆隆声伴着尘土飞扬；炸不起房舍车辆，便炸倒一两棵大树，直挺挺倒在英雄面前；
　　那时候的电影，好人坏人一目了然。好人牺牲前身子要挺一挺，坏人死得很难看；打在情报处长陈述先生脸上的光是半明半暗的；坏人的特写镜头一律斜着给。
　　50年代初，孙道临与铁牛、冯哲等演员赴朝鲜战场，跟战士们同吃同住同战斗，夜里行军百里，休整时下战壕为战士演出，他们相信，哪怕一段朗诵一段快板都会激励士气，而战士们反过来也会激发他们的创作激情。枪林弹雨向他展示了另一个世界，他在日记中写道：“当一名为国而战的战士该有多光荣。”他做好了捐躯的准备。
　　这期间，同时赴朝的演员范正刚同志牺牲了，当时他手里捏着竹板，袋里有一封没寄出的写给寡嫂的信，信上沾着血：“为使同志们此去有收获，我就是牺牲了也值得。”
　　孙道临带着这样的记忆从战场归来，准备开拍《渡江侦察记》。据汤晓丹回忆，因为孙此前在《家》、《乌鸦与麻雀》中的旧式知识分子形象，一开始上级领导有些踌躇。但孙道临已在战场上完成了洗礼，现在很像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2005年他在与曹可凡录制节目时说：“那不仅仅是一个《渡江侦察记》，他（范正刚）的牺牲和整个人生，是我记忆中最有力量的部分。”
　　曹可凡至今心酸。录节目时，孙道临对着他说：“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我已经不是我了，你们认识的那个孙道临其实已经死了。”他说，自己尚存的记忆大致到五六十年代。
　　黄蜀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这对他，也许是个解脱。”

一个理想的中国男人的形象
　　80多年前，淮海西路一带是法租界，上海著名的法国梧桐最早从这里伸出枝桠并于夏初结出一颗颗“毛栗子”。1924年建造的武康大楼，是上海最早的古典立面外廊式公寓，因为一块“市保护建筑”的铭牌得以保全至今，它离正广和洋行大班旧宅、黄兴故居、宋庆龄故居都不远。五六十年代，这几条纵横马路之间囊括了大部分的南下干部及本埠名流，他们的家中，有当时令市民极其羡慕的细木地板和抽水马桶。孙道临的家，就在武康大楼内。
　　两三年前，黄蜀芹去过孙老家，印象是“老式公寓房子，住得一点不宽敞，采光、朝向都不是很好”。而穿过多户人家共用的走廊，从邻居张阿姨曾替孙先生熬过鱼汤骨头汤的厨房里望进去，这里的格局没有与时俱进。
　　黄蜀芹理解孙老就像理解自己的父亲黄佐临先生一样：“他们那辈人，从来不伸手的。”一起筹划拍摄《詹天佑》的导演翟俊杰则记得另一件小事：“在长城选景那天冷得不得了，又刮大风，道临老师当时已经76岁高龄，但他坚持让我们搀扶着爬上长城看景。回来后，我无意中看见他在楼道里打公用电话，手指都冻僵。我后来问他怎么不在房间里打，他说，我给夫人报个平安，私事，不能叫摄制组给我报销。”
　　50年代，黄佐临先生拿一级工资，每月365元，抚养5个子女仍显宽裕。孙道临当时已是电影明星，工资也不低，但听说毛主席工资只有300多元，就与其他几个明星一道向上级要求减薪。这工资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直没变过。
　　黄蜀芹记得，“文革”中，父亲的工资被扣发，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等到70年底补发了工资，全家人高高兴兴去吃了顿大餐，就算过去了。而“文革”中，王文娟曾被人看到披散着头发在楼底下打公用电话，向上海电影局的造反派请示：不知哪部分的红卫兵又来抄孙道临的家了……
　　五六十年代是孙道临的黄金岁月，这时他已度过了电影生涯的两个阶段：旧社会，《大团圆》、《大雷雨》、《乌鸦与麻雀》；新社会，《民主青年进行曲》、《女司机》、《渡江侦察记》、《南岛风云》、《春天来了》、《家》、《不夜城》、《红色的种子》、《永不消逝的电波》、《万紫千红总是春》、《革命家庭》、《51号兵站》、《早春二月》、《李四光》。他的身高、体态、相貌、气质，在浙江省作协主席黄亚洲看来，是一个“理想的中国男人”的形象。黄蜀芹又加几条定语：都市的、儒雅的、知识阶层的，相对于金山公子气的油亮和赵丹市民阶层的热气腾腾。她尤其感慨：他的声音，特别美好。
　　孙道临出生在北京的四合院，书香门第。父亲留学比利时专攻建筑，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回国修建铁路。儿时他曾与父亲同住北京西山，为父亲设计的图纸上色描线。这大约是他前后跨越38年，最终拍了一部《詹天佑》的情结所在。他用非常钟爱的詹天佑的一句话作为电影的结尾——“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沉升。”
　　孙道临就读燕京大学哲学系的1938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世道很不太平。1941年他奉父亲之命辍学，在北京近郊租了间小房子放羊：一只领头的公羊，几只母羊。每天放羊归来，听肖邦、海顿和贝多芬，读孙中山——这就是他日后跟人笑谈的“羊倌生涯”。据说，当年他卖的羊奶远近闻名，校友黄宗江来探他，不喝三杯不过瘾。
　　1942年的一天，他回到租住的小房子，看到母亲托人带来的两只茶杯，用红色的“吉祥如意”的剪纸覆着，顿时落下泪来。这段仅有的记述母亲的文字在2005年被曹可凡重新提起时，病况稍好些的孙道临皱了眉，痛苦地闭上眼睛，几乎是在喃喃自语：“那是母爱，她那时已经没有能力为我做什么了，只是尽她所能……”
　　1943-1944年，孙道临先后加入中国旅行剧团、国华剧社、南北剧社，演过话剧《雷雨》、《日出》、《家》、《茶花女》；写过不少诗，比如《燕园集·细柳》中的这一首《风的预感》——
　　今夜是低气压的夜
　　难道怪罪于我的敏感吗？
　　我看见一个大风圈拥着湖水
　　群树在月下睡眠着
　　可是我却独自醒来了……
　　1947年孙道临从燕京大学毕业，由黄宗江引荐，加入金山创办的清华影片公司，参加拍摄《大团圆》，从哲人或诗人之路转向电影之路。为了电影，孙道临从北京迁居上海。“当时上海电影公司多。”他说。他先后加入过远东影业公司、昆仑影业公司。
　　许多年以后，谈到电影《家》时，孙道临说，“觉新生活的那个年代，我很熟悉。”
　　“他就像那个年代的人。这样的男演员，现在再也找不到了。”黄蜀芹说。
　　平日里，孙道临最喜欢的行头是白色皮鞋配白色西裤；弹得一手好钢琴，精通英语：改编过英国小说《呼啸山庄》、美国剧本《死路》，译过美国剧本《守望莱茵河》、捷克剧本《黎明前的战斗》；喜欢西餐、奶油蛋糕和冰激凌，像大部分上海人那样偏爱甜食；迷京戏，从绍兴戏的笃板一路迷到越剧，最后娶了几代人的偶像、越剧名旦王文娟……“文革”前，他跟于洋、于蓝、谢芳、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等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大照片挂在全国各大影院里，名曰：新中国22大影星。
　　当时的上海电影局在淮海中路上。据说当年总有一位年轻女子痴痴地在门口徘徊, 人们说，她在等孙道临。小孩子路过若多看两眼，会被大人一把拎走：“不要看！那是花痴。”

赶紧挪地方，赵薇、刘德华马上要到了
　　“手真凉，怎么不多穿点儿。我不在家，你能照顾海儿吗？”52年前，电影《家》中，张瑞芳饰演的瑞珏一帘齐眉流海，温柔地向孙道临饰演的丈夫觉新道。
　　52年后，90岁的张瑞芳不忍回忆。就在2007年10月，孙道临身体稍好一点，曾经走到她的公寓，爬楼梯，进门，跟张瑞芳说，他想拍戏……
　　上海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说，孙道临从不为报酬高接片，“在他心里，艺术是崇高的，而金钱的分量很轻。”黄蜀芹则说：“孙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知道在他们那辈人心里，艺术是最重要的。”
　　那一辈人，做事做人极其认真：孙道临当年，哪怕是一个小朋友要求合影，也要把扣子一粒一粒扣整齐了再照；当被问“您爱王文娟老师哪点”时，孙道临第一说出的是“她工作很认真”；他随身带一本《新华字典》，遇到拿不准的读音，即翻即查，以求“不读一个错字”，被传染的主持人叶惠贤现在包里也总有一本《新华字典》。
　　“文革”结束后，孙道临出演的第一部电影是1979年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此后又演了两部：1984年的《雷雨》和1986年的《非常大总统》。再后来，导演了两部 ：1992年的《继母》和2000年的《詹天佑》。
　　黄亚洲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结识孙道临的。12月28日孙道临去世当天，他接到好几个电话：“网上有你照片，跟孙先生一道！”
　　70年代，黄亚洲是浙江省桐乡县某厂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常听桐乡县文化馆的老王说起姐夫孙道临。1976或1977年某一天，王文娟与孙道临去桐乡看望弟弟，黄亚洲在王家第一次见到银幕之外的孙道临，“非常谦和，没有一点架子”。
　　一晃10年。有一天，黄亚洲接到邀约，到上海与孙道临谈剧本。当时孙道临已离开上影厂，成立了华夏影视公司，同一时期，上影厂冒出十个左右的电影公司。
　　“当时他好像在弄一个街头少年足球队的本子。他谈本子很敬业，很认真，待人还像从前那样诚恳谦和，隔了那么多年，他还记得我。”黄亚洲另一个印象是孙先生的叹气，叹公司实力不强，做不大。
　　“看得出，他努力想追上这个时代，小心地、顽强地想做事情。但他是忠厚老实的人，那样一个恶性竞争的环境，他肯定不会如鱼得水。他一面想找好的本子，一面要融资，受限又多，我感觉他在经营活动方面不是很得心应手，蛮累的。”
　　“人家有剧本来了，人家要投资了，他就去谈。有时候谈成了，已经在改剧本了，（对方）中途又变卦了，他就觉得蛮烦的……他不太有时间，好像在家里看看电视也是偶尔的，他就是一天到晚不停地忙。”王文娟在悲痛中告诉媒体。
　　南京市话剧团一级演员惠娟艳，1981年参加电影《开枪，为他送行》试镜时结识孙道临，因孙老一句“这个孩子很端庄，长得挺像上官云珠”成为女主角，后来又在《詹天佑》中演惟一的女角，从此交往20多年。
　　一次电话中，孙老跟她说起一件“气人的事”：孙道临跟张瑞芳、秦怡等人去外地参加演出，组委会起先将他们安排在包间休息，忽然让他们赶紧挪地方，换到大厅休息，因为赵薇、刘德华马上要到了。孙道临调侃了一句，“什么重量级人物来了，对我们这个态度啊……”然后走开。
　　惠娟艳说，孙老晚年过得并不开心，甚至有些苦闷，他的不服老在冷漠的现实中，难以得到回应。“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很多价值没有发挥到极致，而好多人觉得他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也不会再让他导戏演戏。”惠娟艳曾随孙老与投资方洽谈，总有人问“老爷子您年龄这么大还能导吗”，“可能他们是出于关心，但是老爷子会把这个看作是对他能力的怀疑。”
　　谈到中国传统对智慧的尊重，阿城曾以鸠杖为例：在古代，老人没有什么权力，但可以发言；现在是认为，老人在身体上衰老了，连他的经验也没有价值了。
　　惠娟艳说，除了尊与敬越来越稀薄，孙道临等老艺术家还曾被人“忽悠”。
　　2003年11月，孙道临等人参加了上海某电视台与两家公司共同举办的观众见面会，事先没被告知这是一次带有广告性质的活动。事后，见面会的情况和图片作为其中一家公司的广告，分别登在沪、浙三家大报上。调解未果，孙道临、童自荣、曹雷、梁波罗、唐俊乔向法院起诉两家公司侵犯肖像权。
　　官司打了一年半，直到2005年7月，法院一审判决侵权成立，两公司在原刊登报刊上向5位艺术家赔礼道歉，并共同赔偿孙道临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费45万元，赔偿童自荣、曹雷、梁波罗、唐俊乔每人25万元。而其中一家浙江民营公司老总的传奇经历，曾是孙道临筹划中的一部电视剧的内容。据律师倪正茂说，官司打完，孙道临“心灰意冷”。
　　对于这样一个骨子里“很贵气”的人，惠娟艳说，身体上的病痛或力不从心是另一种负担。“年纪大了，洗澡需要别人帮扶，但是他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有好几次不叫助理小周，自己晕过去了，实在很危险。”2004年一次在浴室摔倒后，孙道临一周后突然眼睛出血，送到医院后才知摔倒时已经脑溢血。那以后，孙道临就正式退休了。
　　叶惠贤曾多次呼吁关注老艺术家晚年境况。陈述（2006年病逝于瑞金医院，孙道临去送行，坐在轮椅上，手中握了一枝小菊花）晚年病中曾几次试图自杀，由此而起的“老艺术家晚景凄凉”的说法被有关方面作为流言澄清了；而4年前，一篇反映上海5位老艺术家晚年境况的调查新闻一改再改，最终没能刊出。

难道人民全变了吗
　　2005年2月，某媒体报道了“孙道临受访索酬”的新闻。稍后接受另一家报纸电话采访时，孙道临承认确有其事，并讲了两条主要理由：“以前采访都是不收费的，近几年自己太疲劳，老这样接受采访也吃不消，应该拿点酬劳；如果采访时间很长，涉及专业内容很多（如电影百年之类的主题），也是知识产权，我们都应该维权。”
　　在这则新闻里，求证记者按照行业惯例与风气追问了几个问题，比如“随后进一步询问这种做法是否是他的一贯方式”，“这种做法是否和他目前的经济状况有所联系”，孙道临一一作答，其一是：“当然和我的经济情况无关　了。你以为我现在吃不上饭了吗？再说即使我是为了吃饭也没什么错呀，不能你们一说采访，我们就都得让步。”
　　旧事重提，黄蜀芹说：“我觉得他很勇敢，说了许多人想说而没有说的话。”
　　惠娟艳则说，这件事过后，老人感觉很受伤。
　　年过八旬，孙道临在一次谈到中国电影面临的问题时说：“过去电影是计划经济，现在要转入市场经济，电影与其他商品生产不一样，他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产品。既受市场欢迎又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影片过去有很多例子，周总理早就说过电影要寓教于乐，现在全搞乱了。电影要发展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说过去在创作和制片上一无是处，以前的电影能够得到几亿人民的喜爱，难道现在人民全变了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与“执”。就在孙道临最后一部电影《詹天佑》面市的2000年，一些聪明导演早已旗帜鲜明地走向寓教于乐的反面，操着从80年代中期一路成形的京腔痞腔；人民很累，已学会享用贺岁片，当年已是“贺岁”的第4年，院线飘红的是《一声叹息》。
　　孙道临此时想筹拍《三国演义》，他说，“不能把《三国》搬上银幕是中国电影人的耻辱。”然而，他没能拍成。
　　孙道临生前出版过的惟一一部诗文集《走进阳光》已很难找到；他也没有留下回忆录——当年他笑着说：“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归入老人之列。我现在还很忙，我的艺术创作也没有停止，等我干不动了，我再去写。”
　　现在， 在他的祖籍地嘉善，有一座孙道临电影艺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