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杜维明VS袁伟时

仁、义、礼、智、信,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

仁、义、礼、智、信,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

在自由之外要带进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他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开拓了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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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三纲,肯定五常?

子云主持人):袁老师觉得“五四”是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杜维明先生则认为“五四”把儒家的老底子都坏掉了,为什么?

杜维明:有点断章取义。我的观点是“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五四”知识精英对儒家的创造转化有极大贡献。但对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全盘否定,把一个民族的没落,全归结在儒家文化头上,有些粗鲁。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

当时的精英认为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即能为学习西方创造条件,还认为西化了,就充分现代化了。今天,最普通的知识人也知道,这种极端心态必须超越。

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从1912年开始。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方针中剔除;公民道德的全部要旨就是法兰西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

它对传统文化不是全盘否定,只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杜先生曾提出,新文化运动应肯定仁、义、礼、智、信,我赞同,但想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

杜维明:我基本同意。我曾认为三纲是权威主义、等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王元化先生以前提倡新启蒙,晚年跟我说,不要轻易否认三纲。他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墓志铭里,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我很惊讶,要进一步思考。

我所了解的三纲是从《白虎通义》开始,并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但五常毫无疑问是。三纲五常是双轨形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如,夫妇有别的那个“别”并不是差别,而是分别。以前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内。

《白虎通义》里,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

五伦、五常也是普适价值,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平等对话。

儒学要对一些糟粕,特别是从三纲引发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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