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9日
南方周末
对话龙应台：我的独立任何人侵犯不得
2008-04-07 10:25:00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成长
人物周刊：你现在教育安德烈的方式，跟你父母当初教育你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龙应台：如果你指的是时代差异，那么“安德烈少年时代”是个以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为主要价值的时代，“龙应台少年时代”是以服务“大我”为目标的时代。我们的“大我”是传统儒家“士不能不弘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那种大我。我有一篇文章《在仰德大道上》，讲的就是我这一代台湾人成长过程中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
“安德烈少年时代”讲究的是个人的完成。但这并不代表他这一代欧洲青年对“大我”毫无关切，而是，他认为即便是要服务大我，也得先从小我的幸福和完善开始。这种态度，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它当然受惠于前代人的牺牲和努力。总是有前代人的紧张和不安，造就了后代人能够从容不迫地过日子。
人物周刊：你今天的这种求真较劲的性格，你对于社会问题种种犀利的言论，跟你成长时的教育环境有何关系？
龙应台：一方面，有时代的共同性。70年代的大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特别强，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共同性格。这种共同性格也造就了台湾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现在在台湾，各行各业，包括政界、教育界、经济界，做决策的人都是70年代的大学生。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并没有教我们独立思考，更别提批判了。因此我个人的风格，就很难归之于台湾的时代共同性了，否则，我不会显得那么“突出”或说“奇怪”吧。反省和批判，可能和我所受到的9年美国的影响，加上13年欧洲的经验，比较有关。
人物周刊：你的家庭对你现在性格的形成，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龙应台：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父母是1949年的难民。他们突然被连根拔起丢到一个真空的地方，失去了原来的土地，失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极为重要的社会联络网。因此我从小是在一个孤单、疏离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大家族；一班如果有60个孩子，我就是其中惟一的外省孩子，和那59个人非常不一样。他们在“中心”，我在“边缘”──边缘的位置，我相信，容易使一个人变成观察者。
因为是一个边缘的人，所以对主流的东西永远有一个距离。从边缘的角度去看中心，与从中心的位置看出来，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物周刊：怎样区分你的边缘感与当时台湾人的边缘感？就像现在民进党所说的，那时台湾人被迫接受的都是关于祖国大陆的想象，而台湾的本土文化被压抑了？
龙应台：一个难民的女儿，在台湾南部乡下长大，难民和乡下，相对于有产阶级和城市，是双重的边缘。台湾人的边缘感则是一个集体意识。1895年被清廷割让，台湾人无可置喙。被日本人统治50年，他毫无选择。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本地台湾人变成“二等公民”，再度被“边缘化”，引起了50年后的今天的大反弹。
个人的边缘感和集体的边缘感可以同时存在，而且错综复杂。现在少数激进的民进党人在为自己的历史“翻案”时，就喜欢把所有的外省人都打为压迫台湾人的“统治集团”，选择看不见那些被时代拖着走、饱受折磨的种种命运不同的外省人，就是一种历史的简化。
人物周刊：你一个外省人的孩子面对很多台湾的孩子，这种局面持续到什么时候？
龙应台：一直到我离开乡下去上大学吧。需要强调的是，我这个外省孩子的经验和很多台湾的外省第二代是很不一样的。毕竟大多数外省人聚集在城市里，而且他们大多是群居的，群居而形成自己的次文化，譬如眷村文化。我的经验是乡下经验，乡下的外省人特别少。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些事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龙应台：成年后回头去看才理解早年的经历。小时候到了清明节，班上的59个孩子，跟他们的家人要忙好几天，准备鸡鸭鱼肉各种牲品。到了当天要去扫墓，整个家族都会出动，而我们是没有墓可以扫的。你就会看到那59个孩子都很忙，59个孩子庞大的家族都出现了。而我没什么可以忙，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更不会有庞大的家族。小小的我就远远地看着坟场上青烟袅袅，人头攒动，但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为何我和他们不一样，这个感觉很特别。
人物周刊：可否说，大学毕业前的龙应台，与当时的台湾青年相比并无过人之处？
龙应台：就是比较爱看思想的书吧。可是也不那么特殊，那时的思想青年流行读尼采、罗素、怀特海、萧伯纳等等，爱讨论思想，不太懂得玩，很闷的。
我在南部乡下长大，接触不到台北的同龄人可能会接触到的政治运动和西方思潮，所以我的“启蒙”比台北的朋友们晚。
人物周刊：你到了美国之后，思想的改变主要是什么？
龙应台：到美国后，看材料才赫然发现国民党教给我的中国近代史充满谎言。比如国民党在上海的清党，国民党对共产党青年的迫害，是对我的第一个最大的触动。
人物周刊：你现在教育安德烈的方式，跟你父母当初教育你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龙应台：如果你指的是时代差异，那么“安德烈少年时代”是个以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为主要价值的时代，“龙应台少年时代”是以服务“大我”为目标的时代。我们的“大我”是传统儒家“士不能不弘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那种大我。我有一篇文章《在仰德大道上》，讲的就是我这一代台湾人成长过程中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
“安德烈少年时代”讲究的是个人的完成。但这并不代表他这一代欧洲青年对“大我”毫无关切，而是，他认为即便是要服务大我，也得先从小我的幸福和完善开始。这种态度，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它当然受惠于前代人的牺牲和努力。总是有前代人的紧张和不安，造就了后代人能够从容不迫地过日子。
人物周刊：你今天的这种求真较劲的性格，你对于社会问题种种犀利的言论，跟你成长时的教育环境有何关系？
龙应台：一方面，有时代的共同性。70年代的大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特别强，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共同性格。这种共同性格也造就了台湾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现在在台湾，各行各业，包括政界、教育界、经济界，做决策的人都是70年代的大学生。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并没有教我们独立思考，更别提批判了。因此我个人的风格，就很难归之于台湾的时代共同性了，否则，我不会显得那么“突出”或说“奇怪”吧。反省和批判，可能和我所受到的9年美国的影响，加上13年欧洲的经验，比较有关。
人物周刊：你的家庭对你现在性格的形成，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龙应台：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父母是1949年的难民。他们突然被连根拔起丢到一个真空的地方，失去了原来的土地，失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极为重要的社会联络网。因此我从小是在一个孤单、疏离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大家族；一班如果有60个孩子，我就是其中惟一的外省孩子，和那59个人非常不一样。他们在“中心”，我在“边缘”──边缘的位置，我相信，容易使一个人变成观察者。
因为是一个边缘的人，所以对主流的东西永远有一个距离。从边缘的角度去看中心，与从中心的位置看出来，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物周刊：怎样区分你的边缘感与当时台湾人的边缘感？就像现在民进党所说的，那时台湾人被迫接受的都是关于祖国大陆的想象，而台湾的本土文化被压抑了？
龙应台：一个难民的女儿，在台湾南部乡下长大，难民和乡下，相对于有产阶级和城市，是双重的边缘。台湾人的边缘感则是一个集体意识。1895年被清廷割让，台湾人无可置喙。被日本人统治50年，他毫无选择。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本地台湾人变成“二等公民”，再度被“边缘化”，引起了50年后的今天的大反弹。
个人的边缘感和集体的边缘感可以同时存在，而且错综复杂。现在少数激进的民进党人在为自己的历史“翻案”时，就喜欢把所有的外省人都打为压迫台湾人的“统治集团”，选择看不见那些被时代拖着走、饱受折磨的种种命运不同的外省人，就是一种历史的简化。
人物周刊：你一个外省人的孩子面对很多台湾的孩子，这种局面持续到什么时候？
龙应台：一直到我离开乡下去上大学吧。需要强调的是，我这个外省孩子的经验和很多台湾的外省第二代是很不一样的。毕竟大多数外省人聚集在城市里，而且他们大多是群居的，群居而形成自己的次文化，譬如眷村文化。我的经验是乡下经验，乡下的外省人特别少。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些事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龙应台：成年后回头去看才理解早年的经历。小时候到了清明节，班上的59个孩子，跟他们的家人要忙好几天，准备鸡鸭鱼肉各种牲品。到了当天要去扫墓，整个家族都会出动，而我们是没有墓可以扫的。你就会看到那59个孩子都很忙，59个孩子庞大的家族都出现了。而我没什么可以忙，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更不会有庞大的家族。小小的我就远远地看着坟场上青烟袅袅，人头攒动，但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为何我和他们不一样，这个感觉很特别。
人物周刊：可否说，大学毕业前的龙应台，与当时的台湾青年相比并无过人之处？
龙应台：就是比较爱看思想的书吧。可是也不那么特殊，那时的思想青年流行读尼采、罗素、怀特海、萧伯纳等等，爱讨论思想，不太懂得玩，很闷的。
我在南部乡下长大，接触不到台北的同龄人可能会接触到的政治运动和西方思潮，所以我的“启蒙”比台北的朋友们晚。
人物周刊：你到了美国之后，思想的改变主要是什么？
龙应台：到美国后，看材料才赫然发现国民党教给我的中国近代史充满谎言。比如国民党在上海的清党，国民党对共产党青年的迫害，是对我的第一个最大的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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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无 网络编辑: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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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rdone评论于180天前
大陆的问题，和其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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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xiaohao评论于182天前
coysting
“技”高“道”
千万别被“汉语
不屑权利的话，
不言臧否的话，
为“官”数年，
--------
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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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qs（山东黔首）评论于188天前
只有独立的人格才可能有独立之思考。
-1
manofaxion评论于187天前
“技”高“道”低的人，危害往往更大。
千万别被“汉语……护照”“中华文化……”如何如何的话蒙蔽：这是她的饭碗，自己当然舍不得砸；也恐怕是她少数还没有砸的东西之一了。话，为什么又入“阁”任“职”？否的话，为什么又把那位歌手拉出来？“官”数年，辖下“文化”可有起色？哪怕是历史课本？？
不屑权利的
不言臧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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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ysting评论于186天前
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的缺乏，仍然是中国人的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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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qinyu评论于143天前
有思想！有独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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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xiaohao评论于91天前
作为中国人，感谢台湾在独裁体制下产生了这样一个杰出的作家和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