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桂云想不通，为什么今年做得不如去年，要交的税却几乎翻了倍？
一个多星期前，村民段有良家来了四五个村委会干部——跟往年一样，交“机头税”的日子到了。
2010年正月，26岁的段有良带着老婆，跟另外三个老乡，在某省的一个纺织专业村租了一栋二层民房，自己开了个童装加工厂。他一般都是接镇上童装厂老板外包的活。
村支书他们走时留下一张红底儿的税法宣传单。左上角，手写一行字：“段有良：3185元。”段这才知道，今年的机头税涨到626块了，他记得去年每台缝纫机一年只需要缴343块钱，翻了近一倍，“涨一点也要有幅度的。交税哪能像菜市场买菜一样，今天5块，明天10块？”
可他转而又纳闷：即使是每台机器626元，为何今年的税款不是3150块钱，却平白多出35块？还有，缴税通知单为什么连个税务局的公章都看不到？
段有良的老婆觉得冤枉，“我们小的时候农村里收农业税，我们在家里看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我们开始怀疑他乱收税。”
接着两天，村干部两次上门收税，段有良跟他们理论，“他们的回答是数字搞错了”。段有良想，这钱，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交了。
邻居大叔路过，目击双方争执。“村委会有什么权力来收（税），收费要有牌牌挂起。”他说。
第三天，段有良跟另外五个兄弟起了个大早，带上村干部发的“缴税单”到市里国税局讨说法。“市里的答复是这税不用交。他说这个宣传单不是正式税票，交税也不可能上门收的，又不是做买卖。”
可还没等段有良赶回家，家里就出事了。段有良的老婆坚持要求上门收税的村干部出示证件和合法税票，村干部见段家仍然“死扛”，叫前来“联合执法”的电工剪断了电线，锁了门。
跟段有良家一路之隔，加工厂老板胡桂云这时已经按要求缴纳了今年的机头税。他租来的三层小楼，一楼摆着七台缝纫机，楼上两层是机工宿舍，租金一年14000块钱。
胡桂云嘴巴甜，跟村干部说说好话，村里给他的税款打了折。原来要交七台税，“现在交六台就可以了”。交了现金，村干部在笔记本胡桂云的名字后面打了个勾儿，表示这户已纳税。
胡桂云找了村里四五次，终于把完税单拿到手了。“我村里那些朋友都不会问他要税单，结果就什么凭据都不给。”
“机头税”并非现有税种，不过是针对每台缝纫机收取的定额税。于是，3756块钱被拆成三张税单，先确定税额，再根据税率倒推出“销售收入”。作为加工厂，大头是上缴市里国税局的“其他行业增值税”，上缴税款2340块钱，税率3%，计税金额78000块钱。另外两张是以国税为税基计算，上缴到区里地税局的附加税费，名目包括个人所得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税、印花税、水利建设专项基金，总共1416块钱。
“他们说要交，就得交。我们根本搞不清楚都是些什么税。”胡桂云说。
胡桂云家的机工每天坐在缝纫机前14个小时，一年工作七个月，年收入接近3万。“去年比今年还好点儿，现在加工厂开得太多，生意不好做。”
胡桂云想不通，为什么今年做得不如去年，行业水平充其量也只能跟去年相当，要交的税却翻了近一倍。
面对没有任何缘由突然猛涨的机头税，附近村子的加工厂怨声载道。十里路外的另一个村子，30岁的吴阿祥跟老婆开了一家夫妻店。他最近很发愁：按照这次机头税的规定，不满5台缝纫机，都必须按5台计，夫妻两人需要缴税3150块钱。
尽管不满，胡桂云也不敢跟村里理论，“交了钱他就不会来找你麻烦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名字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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