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量“二王”:王朔六连拍

两代同籍作家之间,更像是隔着时间隧道,争夺对一座城市的阐释权。北京是在贫困中挣扎的市民的北平,还是兵家儿呼啸纵横的首都?上海是摩登颓废的十里洋场,还是工厂林立的无产者大本营?

  王小波,死者长已矣,10年了。
  王朔,近来回光返照,“死灰复燃”。
  啧啧声中,王小波更多被强调的是杂文,王朔更多地被当成明星——而此二人都曾明言,自己最热衷的身份是小说家。
  请来社科院学者,文学博士杨早,打量一下坐在小说家座位上的二王,咂摸的自然是作品的文学价值。

 

  就小说而言,王朔十年前便已达到了他的巅峰期。之后的岁月里,他与小说有关的工作,主要是评论别人和阐释自己。
  1991年的《动物凶猛》、1992年的《过把瘾就死》是钥匙响、开门声,让人开始屏息静气地等待一场叫《残酷青春》假面舞会。1999年的《看上去很美》是第一只靴子,我猜有些批评家把词儿都准备好了,现成的,“世纪末的华丽转身”。可惜,好一半天,咍,怎不把脸儿转过来?闹不清这桶火药在憋什么妖娥子。
  《梦想照进现实》上演,《我的千岁寒》发卖,第二只靴子落了地。哪位受累帮他洗洗,王朔老师可以睡了。

 

王朔,奥涅金或贾宝玉


王朔——“多余人”
  上世纪90年代,评论王朔的主旋律是“痞子文学”,赶巧还成了人文精神讨论的靶子。唉,那时我们真是年轻,长辈这么一说,就信了。
  转过世纪,再回首,嗐,这厮写的,不就是些“多余人”吗?
  19世纪前期的俄国小说,出现了一批“多余人”形象。大抵是贵族青年,不满现实,却又不能挺身反抗社会,想干一番事业,却又没有实际行动,想得多,做得少,最终一事无成,成了整个社会中多余的人、无用的人。通常认为,多余人形象有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毕巧林(《当代英雄》)、罗亭(《罗亭》)、别里托夫(《谁之罪》)、拉夫列茨基(《贵族之家》)、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
  这样的人中国也有,早一些,比如贾宝玉;晚一些,比如八旗子弟,大姐夫(老舍《正红旗下》)、乌世保(邓友梅《烟壶》)一流。
  他们的祖辈有功于江山易帜,故此他们认为江山有他们的份儿。的确,铁杆儿庄稼,旱不着也涝不死,衣食总不成问题,可是时势一变,上进的路也变了。家里的股份并没有多到横竖都是董事长CEO的地步。不上不下,那就在中间折腾呗。
  王朔自己,周围,及其笔下,差不离全是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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